——读张晋荣《歧伯籍里古籍载记考证》
作者：杨瀚章
陇东文化学者张晋荣先生《歧伯籍里古籍载记考证》，不仅仅是关于“歧（岐）伯”故里考证文献之集大成，也是关于陇东历史的资料全编。治庆阳史，这本书保存比《庆阳志》还要全面的“东西”。
傅斯年先生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以史立论”，“经典所载与考古所证二重证据”吻合才能立论。这个方法论与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统一”遥相呼应，为中国学术研究确立正确的路径。
鉴于当前学术“经典附会”“考古附会”之风盛行，有悖“二重证据”与“历史逻辑统一”之优良传统，张晋荣先生《歧伯籍里古籍载记考证》匡正时弊，功同先贤。笔者从中获得灵感，对“庆州”得名，谨予揭橥，纠正庆州宣传中的“附会”之风。
庆州，最早属于禹分雍州，对应井星垣、鬼星垣交界处而偏于鬼星垣一边，故名“鬼方”。“周”之前为匈奴(西戎、獯鬻、薰育、荤允、犬戎、狁粥、猃狁、鬼方、山戎、义渠、胡等10多个称谓，汉后统称匈奴）所居。周祖“不窋”在这个戎狄杂处之地落脚而启周，功同日月，影响中国历史3000多年。孟子曰“文王出西戎”，“出西戎”不是生在西戎，而是根脉在西戎。诚哉斯言。“周道之兴自此始”，文王是花果，不窋祖孙是根本。
《史记•周本纪》载，周从不窋，经鞠、公刘、庆节四世皆“国于豳”，从此不叫“鬼方”，就叫“豳”。春秋时期，豳为义渠所占。战国后期，秦将蒙恬攻灭义渠，豳更名“北地郡”。汉行秦制，西汉东汉未作改变。晋朝国弱，豳为西戎占领。西魏置“朔州”，没过几年就为胡人所略，后周无力收回，干脆废朔州，中原王朝版图，无此地方。
庆阳市外宣介绍庆阳历史说，隋文帝把这里取名“庆州”，是斯地于“庆”字绑定之始，这是对的。但是，说选择“庆”是缘于本地“庆美”，这是不对的。本文就是“纠正”这个原因的。隋炀帝改乃父之“庆州”歪为“弘化郡”。唐高祖亟亟以为不可，又复“庆州”。玄宗肃宗父子分别改为“安化郡”“顺化郡”，没过几年，眼见国之北大门兵燹熊熊，还是有“庆”为好，又复“庆州”，五代时期，先后叫“安定军节度”“武静军”，960年北宋取代北周，定都汴梁，汴梁开阔平坦，无“天险”可守，乃“四战之地” 。为加强西北防务，把“庆州”改为“团练州”，治平安稳后，设“环庆路”，即更“庆阳军”，历时不长变作“庆阳府”，宋金对峙时期，此地属金之“庆源路总管府”，元灭金宋，恢复“庆阳府”，明朝袭用“庆阳府”，辖一州四县:宁州、安化县、合水县、环县、真宁县，与今天之庆阳市大致一致。
现名“庆阳”，是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定名庆州，与“庆”字结下不解之缘。迄今1400多年，只有50多年“庆”字滑落。说隋文帝取“庆”字缘于此地“庆美”“庆贺安宁”，这是“附会”，错了，完全错了。
古人治学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请问，说隋人以“庆美”“庆贺”命名斯地，“来处”何在？
斯土斯地，周前曰鬼方，周时曰“泾阳”，定名曰豳，西周时属于500里京师，在“大周原” ，亦曰“王畿”，归天子直辖。战国时秦齐崛起，并称“东西二帝”，秦僭称“西帝”，逼周让出“泾阳”归秦，依旧曰“泾阳”。《诗经•小雅•六月》:“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周宣王时，猃狁南侵，一路打到这里，尹吉甫率军北上御敌。后世学者包括朱熹、钱穆，受毛苌《毛诗传》影响，把尹吉甫抗击猃狁误作山西阳曲太原，顾炎武先生为匡正谬误，骑着驴捧《诗》，实地考察后确证斯地就是“泾阳”，指泾河以北陇东平凉府一带，诗经中亦作“太原” ，尹吉甫在此与猃狁作战，出发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归来时“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可见打仗时间不短，匈奴不好惹。
尹吉甫为何在“泾阳（鬼方、太原、豳、岐山）”与猃狁力战，缘于“周道之兴自此始”，做为王朝“龙兴之地”，当年被猃狁逼走，如果再次被逼，就有亡国之虞。所以，这里是周朝与猃狁的主战场。斯地庆，则天下安；斯地危，则天下失。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中国5000年之威胁，始终是来自北方。北方属水，我华夏居南，为火。火克水，自有华夏就是这样。其实，黄帝打败炎帝，就是“水克火”，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宿命。林则徐流放新疆，警告国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诸君当见之。”五帝三代如此，3000年来如此，未来也是如此。所以，历朝历代国防重点都是“北地”之敌。
周初之“泾阳”，是泾河以北地域之泛称，不是正式城邑地名。周尚红崇火，京师在周原，泾阳居北，属水色玄，有相克之险，猃狁虎视眈眈，关中王朝，朝乾夕惕，不得不防。
战国时代，周室式微，王畿为秦所略。《史记•秦始皇本纪》：“肃灵公，…居泾阳。”王国维先生《秦都邑考》认为此地就是秦国临时都城泾阳，正式成为秦的城邑，是秦始皇曾祖秦昭襄王之弟之封地，斯人为“泾阳君”，泾阳君殁，设“泾阳县”。
“泾阳”在两周、秦汉指的都是陇东，顾炎武先生谓之“泾、原之间”，长时间是地域泛名，也就是泾河以北，董志塬以南，今天的庆阳，夹在中间。
王国维《秦都邑考》认为泾阳、栎阳、咸阳分别是秦庄襄王、秦灵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君主“东略之都”，属于“战前指挥部”。
从汉朝后期到后周，此地与泾阳县名字屡改。隋朝结束数百年战乱，大一统后进行“地名大整顿”，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恢复丢失300年的“泾阳县”，过了5年，开皇十六年（596年）在泾阳县更北之周秦地域“泾阳”范囿设庆州。宋宣和元年（1119年）设置庆阳府，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叫庆阳军节度，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称“庆阳府”，“庆阳”做为府名载入史册。
隋文帝把这里与“庆”字绑定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元明清沿用庆阳府建制，隶属陕西，康熙年间出于军事上预防地方割据之考量，把这块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从陕西割裂给甘肃，曰陇东，“泾阳县”留陕西。
隋文帝弃诗文中频见指“泾阳”地名而定名“庆州”，有两大原因，第一，此前5年在“南豳”恢复失名300年的“泾阳县”，当时这里属陕西，既然南豳是“泾阳县”。北边曰“北豳”，既然在南边的“南豳”已经设“泾阳县”，焉能在北边之“北豳”再设“泾阳府”，固然北豳在周秦就有“泾阳”之地域名。山南水北曰“阳” ，这个地方没有庆山庆水，“庆阳”无从说起。怎么办？隋文帝想到用“庆”替代“泾”。古音韵“泾”与“庆”读音一样，声母“j”与“q”没有差别，“jing”可以读作“qing”，但“qing”不能逆读“jing”，把周秦时代的地域名“泾阳”去掉一字变作“庆州”，字变音未变，不会产生疏离感；第二个原因是根本原因，斯地是周王朝“龙兴之地”，《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周道之兴自此始”之“民赖其庆” ，对刚刚从周禅让而得天下的“周将”隋文帝来说，借用“民赖其庆”而命州名，合乎逻辑。“民赖其庆”就是老百姓靠着周天子获得幸福。隋唐皇帝，地名年号取名，都与周有关。例如唐高祖命名“扶风县”，取自《淮南子•览冥训》描写周武王伐纣时天“降扶风，杂冻雨”，伐纣一举成功，改“川县”为“扶风县”的同时取年号“武德”（周武王之德）。唐肃宗改“天兴县”为“凤翔县”，同样取自《淮南子•览冥训》描写周初景象的“凤凰之翔也，天下至德”，改县名的同时取年号“至德”。隋文帝做为昔日“周”将，比唐帝更有“周情结”。他自比周祖周宗不窋、鞠陶、公刘、庆节，盼望“民赖其庆”，定名“庆州”，这才是庆州得名的出处，何尝有“庆美”“庆贺”的意思?
隋之庆州，在大禹“既修太原”时，已是“禹甸”之地，在大禹之前，属于“夏”，是黄帝发祥地，是华夏民族的“命根子”。
隋之庆州，在“夏后之世”，是“周兴凤鸣”“民赖其庆”之地，周人被猃狁逼走，又是抗击猃狁的主战场，“战场”格局延宕至两宋，没有改变。庆州宁，则天下平。
范仲淹笔下的庆州: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从周到宋2000年，年年如此。
隋之庆州，地域名在周曰“太原”“泾阳”，做为行政区划名在周曰“豳”“北地”。读张晋荣《歧伯籍里古籍载记考证》，豳就是岐山。庆阳是“岐山山长”，岐伯故里，毋须争议。
隋祚得自北周“禅让”，宋祚得自后周“禅让”，“北”“后”是史家强加，以示区别。人家自名“周朝”，所以，从《周本纪》“民赖其庆”而把这里叫“庆州”“庆阳府”，合乎逻辑，符合事实。
一言以蔽之:缘于历朝历代帝王的周情结，隋文帝江山取自“周” ，把这里定名“庆州”，着眼点是周祖“民赖其庆”，暗自以周祖自许。宋朝江山取自另一个“周”，把这里定名“庆阳府”，同样以周祖自许。虽然没有庆山庆水，照样取名“庆阳” ，不仅“庆”音可代“泾”，而“阳”，也是有出处的。《日知录•太原》:“泾、原之间”。泾水之北(阳)，董志塬之“南”(阳) ，不但有“阳”，而且“咸阳”。
现今官方外宣说隋以“庆”名“州”，缘于此地“庆美”“庆贺安宁”，全是“经典附会”“妄加揣测”，是“想当然耳”，没有任何出处。正如陕西“凤翔县”“扶风县”之得名，白纸黑字来之同一本书的同一章《淮南子•览冥训》，陕西省宝鸡市与上述两县，三级史志，“附会”什么“凤鸣岐山，飞翔过雍”和“扶助京师，以兴风化”，这种不负责任的“想当然”之“治学”，受到张晋荣先生一再戒勉。
“无一字无来历”，笔者认为，隋朝宋朝分别以“庆”“庆阳”命名州府，后世因之，根在周朝，主要出处就是《周本纪》“民赖其庆”四字，这就是结论。
本文所引用资料， 来自张晋荣先生《歧伯籍里古籍载记考证》 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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