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向濮阳以东转移时，洪水挡住了道路，张廷发临时找来7辆大车。车是解决了，可他没想到，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刘伯承、邓小平的严厉批评。
事情的关键，不在几辆大车本身。
鄄城战役结束后，部队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沿途群众也承受着沉重负担。刘邓首长决定让部队休整，同时特别强调，要尽量少用民间车辆，不能把部队的困难转嫁给百姓。
偏偏张廷发当时出差在外，没有听到这项要求，也没有人及时向他说明。部队出发后，道路被洪水淹没，汽车无法通行，他只能组织人员雇车运输。在战场环境下，这个决定有现实原因，却没有顾及此前下达的原则。
刘邓首长来到六纵驻地，看到大车后，当面问张廷发：“之前讲了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执行？”
张廷发一时解释不清。28岁的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作战一线，性格直冲，遇事敢担责任。可这一次，他把批评理解成了对自己工作的否定，心里的委屈越积越重。
第二天吃早饭时，张廷发仍然想不通。他认为自己冒着困难为部队解决运输问题，结果反而挨了一顿训。年轻人的火气一下子冲了上来，他掀翻饭桌，嚷着说：“我不干了，回邯郸去！”
话一出口，现场气氛骤然紧张。
王近山没有跟着发火，而是立即劝住他：“走不得！现在是打仗，你这一走就是临阵脱逃，是要杀头的！”
这句话很重，却把张廷发从情绪里拽了回来。战时部队不是个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军令和纪律一旦失去约束，整个作战体系都会受到影响。
邓小平后来严肃地指出：“你张廷发，兵骄将横，横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是战区的最高负责人，批评你一下，你还有意见！”
在随后的行军途中，刘邓首长连续3天没有理会张廷发，让他自己反省。这样的处理，并不是简单晾着一个年轻干部，而是要他弄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三天后，张廷发主动向邓小平道歉。邓小平没有停留在个人情绪上，而是把话题引向群众负担。他提醒张廷发，军队活动的区域，国民党军来过，共产党军队也来过，老百姓承担的压力很大，部队必须设法保护群众利益。
这次谈话给张廷发留下了极深印象。他后来回忆，邓小平关于群众观点的教育，像重锤一样敲在心上。此后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把这次教训视为重要的工作准则。多年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他还讲起过这段往事。
有意思的是，张廷发并非一开始就身居高位。
他是福建人，15岁参加红军，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第一次上战场不久，便因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班长，所在部队为红五军团，军团长是董振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所在的红三十一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张廷发先后在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机关工作，担任过参谋、作战股长等职务。那段经历，使他逐渐熟悉了战役计划、敌情判断和部队调动。
1941年夏，一二九师召开参谋工作会议。三八五旅参谋长曾绍山因故请假，张廷发代表旅部参会。会议期间，有人询问一份战斗详报由谁起草，他回答是自己执笔。几天后，他接到命令，调往师司令部担任作战科长。
那时的张廷发还不到24岁，却已经进入刘伯承、邓小平的工作视野。后来，他担任太行军区参谋处长，又出任第七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11月邯郸战役结束后，他在追击敌军时腿部中弹，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子弹没有取出，长期留在腿中。
负伤疗养期间，他又接到调往六纵工作的命令。战场上的伤口可以慢慢恢复，性格中的锋芒却必须经过纪律和实践磨炼。那次掀桌风波，正是张廷发由勇猛干将走向成熟指挥员的一道关口。
1953年后，张廷发转入人民空军工作。此前那场关于7辆大车的争执，也没有被他当作一次普通挨批，而是伴随了他此后的军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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