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纪的电话是那年十月底一个傍晚打来的，问我明早装不装车，他的车顺路，只要一句准话。我站在自家晚红薯的地头，底下一层叶子黄得发脆，风一过就往下掉。
我爸已经把镢头、筐和独轮车全搬到地边，蹲在垄沟上等我回话。家里春上赊的种苗和化肥两千二百块还挂在代销点的账上，老纪收薯给的价比集上零卖强，他这个人又有个毛病，不爱等人。可我兜里那个记事本，跟眼前这片黄叶，说什么也对不上。
这片地往年全是我爸一手张罗。去年秋天他在窖里搬薯闪了腰，直不起身，卖薯、讲价、记账，才一样一样落到我头上。可地里的大事，他还是那个拍板的人。
他说了三十年的话就一句：叶子黄透了薯就熟了，抓紧起，落袋为安。我接手以后，在棚子里挂了支温度计，兜里揣了个记事本，每天傍晚把读数抄下来。
那天我翻到本子后半截，前后十来天，夜里的温度稳稳地在十一二度，一天霜都没见过。
我不放心的在另一头。手机上的天气一次比一次往前赶，降温的日子从月底挪到月初，又挪到这几天，谁也说不准它哪天真来。
我爸看的是叶子，我看的是温度和这份一挪再挪的预报，两样东西撞不到一起去，可两头我都得罪不起。
我爸见我半天不吭声，先开了口：“叶子都黄成这样了还等什么，等掉价，还是等烂在地里？”我没跟他争叶子，转身进了地，挑了三个位置，地头一处，地中间一处，靠水沟的洼地一处，各刨了几块。
顶上的叶子倒还绿着。刨出来的薯皮一擦就掉，块根掂在手里发虚，切口上的浆水足。往年这时候起薯，皮是老绷着的，块也压手。我知道它还在长，还没到最甜的时候。
我把本子递到他眼前：“夜里还在十度以上，地温没掉，这会儿全起了，等于把它往上长的那几天亲手挖没了。”他不接本子，只说他种了一辈子红薯，没听说过看温度计收薯，叶子不会骗人。
我也不指望一句话把他劝过来，只提了个折中的主意：先挖靠路那一条，够给老纪交最低一车，剩下的接着长，等天要变再说。
我爸蹲在垄沟上把半根烟抽完，火星在暮色里一明一暗。他说：行，钱要是断了，我可不管。
给老纪回电话，他答应得爽快，先拉一车也行，话又补在后头：他不爱空车跑第二趟，往后要起就得连片起，别指望他回回都等。
我应下了。挂了电话，我爸已经回屋了，地头就剩我和那几行没起完的垄。这句应承后来一直压在我心里。
第二天天没亮透我们就下了地。靠路那条土松，镢头下去一撬就翻，薯从土里滚出来，带着潮气。我爸抡镢，我跟在后头捡、抹土、挑伤薯。
有几块让镢尖铲破了皮，他说伤薯卖不出去，别混进筐里，回家蒸了吃。一上午起满一车，过秤，装走。装车前我又回地里看了两眼，没起的那一片，叶子还是黄的，垄还是齐的。
交货时老纪在车边抓了几块掂，又拿指甲掐了掐皮，说这批轻了些，皮还没老透，存不久，下回给他起老成点的。钱倒是当场点清了。
回来的路上我爸一直没言语，进了院才开口：两千四，春上的账全平了，还剩二百出头。他说这话时腰板挺得直直的。早挖也没差，你看，钱这不就到手了。
傍晚我把那几块铲伤的薯蒸上。揭了锅，甜味淡，丝多，吃着发噎，跟往年霜后再起的薯不是一个口。我又用秤称了称筐里剩下的几块，掂着虚。
我把一块递给我爸，他嚼了半天，没说甜也没说不甜，只说熟性不一样罢了。我摊开本子写了一行：夜温十度以上，还能再等几天；一掉到八度往下，连夜也要起完。他凑过来看了一眼：误了时节，别怪我可没提醒你。
原以为这样能两头都顾住。变化是三天以后来的。那天晌午我翻天气，降温的日子又往前挪，后天夜里就要掉到八度以下，还带着霜。
我拿着手机在地头站了能有两分钟。等了这些天，是我说的不等了；现在要改口，也得是我说。风从洼地那边过来，比前几日凉得多。我爸从田里直起腰问：还等不等？我说不等了，今天下午就动，连夜干。
我先给老纪打电话，他的车调度不开，最快五天后才来，眼下只肯先把大头订下，多的一时接不走。我再打给邻居老坎叔。前年两家为田埂界红过一场脸，之后红白事照面点个头，地里的事谁也不搭理谁。
我在电话里把话说得很直：借他家空着的地窖放一部分，再出两个劳力，开春农忙我家还三天工。那头沉了一会儿，他说：来吧，红薯不等人。
我爸这边翻出电话本，把旧相识挨个问了一遍，凑来两辆农用车，说好连夜跑。
天擦黑，人手到齐。我排地块的顺序，先起背风的高地，再起洼地；我爸不提叶子的事了，按我排的顺序分拣、装车，哪块薯上哪辆车，他喊得比谁都利索。
头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霜气在灯柱子里飘，手冻得不听使唤，就往裤腰里揣一揣再捡。有一车陷在地头的软土上，几个人推了半天才出去。老坎叔的两个劳力挖得实在，从头到尾没一句闲话。
起到后半夜，主体那片见了底，靠水沟的洼地还剩两垄没翻到底。我爸说先保挖出来的，天亮前霜就实了，别把人搭进去。老坎叔家的窖空了两年，他打着手电先下去看了一道，说底下干爽，能放。
我们一趟趟把起出的薯倒进他家窖和自家窖里，天亮清点，除了一段洼地，都在窖里了。后半夜风头就变了，第二天早上，草叶上是一层白。
老纪第五天来，把大头的货拉走了，剩下的一口应下年前再来拉，价按原先说好的，没多讲一句。头一批那两千四，赊账早平了，剩下的钱留着还工那天割肉买烟。开春给老坎叔家还三天工，我也先记在了本子上，一笔不落。
薯入窖半个月，我们分批开窖看。窖口一个一个开，一筐一筐提上来，我爸蹲在边上帮着掰、看茬口。早收那批皮松，掂着轻，蒸出来甜味一般，卖相普通；主体这批掰开硬实，切口上浆足，存着踏实。
后来我想起洼地漏的那两垄，霜后第五天去补挖。挖出来的薯外表看不出毛病，皮是完好的，可切开来，好几块芯子发黑，淌着糖水一样的汁。拢共就一小堆，只能整堆剔出来，一块也没敢混进好薯里。
剔完那堆薯的晚上，我爸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新本子，推到我面前，笔也塞给我：“地温、天气、叶子，往后咱爷俩一起记。下一季啥时候起窖，你定，我只搭手。”我翻开第一页，把欠老坎叔的三天工、老纪年前的车，一笔一笔写进去。
那一季算下来，家里没挣着什么大便宜，窖里的薯倒是稳稳存住了。洼地漏掉的那点，是我这一季交的学费。我把新本子和那支温度计装进同一个布袋，挂回了棚子里原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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