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殡葬11年，今天才敢说，很多老两口分屋30年，最后送来的衣服却是两套睡衣叠在一起，昨晚家属打开包，我看见一件没摘吊牌，手一抖
11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从最开始跟着我表哥抬人、穿衣服、守灵堂，到后来自己单干，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门脸，前面是铺面，后面是库房，库房里常年码着纸棺、寿衣、花圈架子、香烛元宝。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福安殡仪”，旁边还印了一行小字：24小时上门。那牌子风吹日晒，字都褪了色，我也没换过。不是没钱换，是懒得换。这行当，招牌新不新，没人看。人家找你，都是家里出了事，急急忙忙的，谁还顾得上看你牌子。
我今年53，属鼠的。老家是下面县城乡下的，离城20里地。我媳妇在镇上超市给人理货，一个月挣两千来块。我儿子在省城送外卖，去年结了婚，媳妇是外地的，俩人租房子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干这行，一开始家里人都嫌晦气，尤其我媳妇，头两年都不愿意跟外人提我是干啥的。后来看我一个月能往家拿七八千，有时候上万，她也不说了。钱这东西，能堵住很多嘴。
我见过的人，比一般人一辈子见过的都多。不是活人，是死人。11年，经我手送走的，少说也有两千多个。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病死的、摔死的、喝药死的、上吊死的，都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家属让干啥就干啥，把事办利索，把钱挣了，走人。可有些事，不是你不想看就能不看的。有些东西，它自己往你眼睛里钻。
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事，在我心里憋了快半年了。我一直没跟人提过，连我媳妇都没说。可这几天晚上老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想起那个包，想起那件没摘吊牌的衣服，想起那两套叠在一起的睡衣。手就又开始抖。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腊月里，天冷得邪乎，县城零下十几度，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给一个老爷子穿寿衣，手机响了。是城南一个小区打来的，说家里老人走了，让赶紧过去。
我问：“多大岁数？男的女的？”
对方是个女的，声音带着哭腔，说：“老太太，78，心脏病，刚走。”
我说：“好，我这就过去。你们别动她，把窗户关好，别让风直吹。”
挂了电话，我把手头的活收了尾，叫上我徒弟小刘，开车往城南去。小刘跟我干了三年，人机灵，就是嘴碎，爱打听。路上他还问：“师傅，这大腊月的，走的不少啊。”
我说：“冬天就这样，老人都熬不过去。”
到了地方，是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楼道里灯是声控的，忽明忽暗的。家属在楼下等着，是个40来岁的女人，穿个羽绒服，眼睛红红的，看见我就说：“师傅，快点儿，我妈在楼上。”
我跟着上楼，进了屋。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挺干净。客厅里坐着几个人，有男有女，都沉着脸。老太太在里屋床上，盖着被子，脸已经黄了。我按规矩，先看了看，确认人确实走了，然后让家属把寿衣拿出来。
那个40来岁的女人——后来我知道她姓周，是老太太的二闺女——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包袱。我打开一看，是两套寿衣，一套是女式的，另一套也是女式的，但大了一号，颜色也不一样。我问：“哪套是给老太太穿的？”
周大姐说：“两套都是。我妈走之前交代过，要穿两套。里头穿那套小的，外头套那套大的。”
我愣了一下。干这行这么多年，穿两套寿衣的，不是没有，但少。一般都是穿一套，顶多再加件大衣。我问：“都是新的？”
周大姐说：“新的，我妈自己准备的，好几年前就准备好了。”
我没再多问，和小刘一起给老太太擦身、穿衣服。穿的时候，我摸到老太太身上还穿着睡衣，是那种老式的棉布睡衣，洗得发白了，领口都松了。我按规矩，把睡衣脱下来，换上寿衣。脱的时候，周大姐在旁边说：“师傅，那睡衣别扔，给我留着。”
我点点头，把睡衣叠好放在一边。
穿完衣服，收拾停当，我准备把老太太抬下楼。这时候，周大姐从里屋拿出一个旅行包，就是那种老式的帆布包，灰绿色的，拉链都锈了。她把包递给我，说：“师傅，这个包你拿着，我妈交代的，走的时候一块儿烧。”
我接过包，掂了掂，不重，但也不轻。我问：“里头是什么？”
周大姐说：“我也不知道。我妈说，等她走了，让我把这个包交给你，让你打开看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干这行这么多年，家属给东西让烧的多了，衣服、鞋、被褥、照片、信，都有。但专门交代让我打开看的，头一回。我说：“现在打开？”
周大姐说：“你回去再看吧。我妈说，别当着我们的面开。”
这话说得我心里更犯嘀咕了。我把包放在车上，拉着老太太去了殡仪馆。火化、守灵、办手续，忙活了两天，把事办完了。周大姐给了钱，多给了200，我没要，退回去了。她说：“师傅，那包你看了没？”
我说：“还没顾上。”
她说：“你回去看看吧。我妈交代的事，我得办到。”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我媳妇睡了，我坐在客厅里，把那个灰绿色的帆布包放在茶几上。包上落了一层灰，我用抹布擦了擦，然后拉开拉链。
包里头，最上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睡衣。男式的，蓝色的，棉布的，跟我那天从老太太身上脱下来的那件女式睡衣，料子一模一样。我拿起来一看，睡衣是旧的，领口也松了，但洗得干干净净。我翻了一下，睡衣里头掉出一张纸条，是用那种老式信纸写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老人写的。上面写着：“老张的，他走的时候穿的，我留了一件。”
我把睡衣放在一边，继续往下翻。下面还有一件睡衣，也是男式的，灰色的，也是旧的，但明显比那件蓝色的新一些。我拿起来，发现这件睡衣的吊牌还在，没摘。吊牌是那种硬纸片，用塑料绳系着，上面印着“XX牌纯棉睡衣，L码，建议零售价89元”。吊牌的颜色都发黄了，一看就是放了好多年的。
我把两件男式睡衣并排放在茶几上，一件蓝的，一件灰的，都叠得方方正正。旁边是那件从老太太身上脱下来的女式睡衣，也是叠得方方正正。三件睡衣摆在一起，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我又翻了翻包，底下还有东西。是一个塑料袋子，里头装着两本存折、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封信。信是写给周大姐的，我没拆，放回去了。存折我翻开看了一眼，一本是老太太的，余额有6万多；另一本是老头儿的，余额有3万多。身份证是老头儿的，姓张，叫张德厚，照片上是个瘦老头，戴着帽子，眼神挺和善。
我把东西都放回包里，拉上拉链，坐在沙发上发呆。我媳妇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我坐着，问：“你咋还不睡？”
我说：“没事，你先睡。”
她嘟囔了一句，回屋了。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老太太姓周，老头儿姓张，不是一家姓。老太太走的时候，穿了两套寿衣，一套里头，一套外头。包里头有两件男式睡衣，一件旧的，一件新的，新的吊牌都没摘。还有老头儿的身份证、存折。老太太交代，这个包要烧。烧给谁？烧给老头儿？可老头儿呢？
第二天，我给周大姐打了个电话。我问：“周大姐，你爸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周大姐说：“我爸走了，走了快30年了。”
我愣了一下，问：“走了30年？那这些睡衣……”
周大姐说：“师傅，你看了包了？”
我说：“看了。”
她说：“我妈跟我爸，分屋睡了30年。从我记事起，他俩就不在一个屋。我爸睡东屋，我妈睡西屋。吃饭也不在一块儿，我爸在堂屋吃，我妈在灶房吃。过年过节也不说话。可我爸走的时候，我妈哭得死去活来，谁劝都不听。后来她就一个人过，我们姐几个让她搬过来跟我们住，她不肯，说这屋里有我爸的味儿。”
我听着，没说话。
周大姐接着说：“我妈这些年，每年都给我爸买一件睡衣。买了也不穿，就叠好放在柜子里。那件灰的，是她去年买的，吊牌都没摘。她说，等她走了，把这些都烧给我爸。她说我爸在那边冷，没人给他买衣服。”
我拿着电话，手有点抖。
周大姐说：“师傅，你说，他俩这是啥意思？分屋睡了30年，一句话不说，可我妈临了临了，心心念念的还是我爸。她穿两套寿衣，一套里头一套外头，她说我爸怕冷，她得多穿点，下去好给他暖被窝。”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眼儿像堵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大姐说：“师傅，麻烦你把那个包烧了吧。我妈交代的，连包一块儿烧。”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店里，看着那个灰绿色的帆布包，看了很久。小刘进来，问：“师傅，这包咋了？”
我说：“没事，一会儿烧了。”
小刘说：“里头啥东西？”
我说：“衣服。”
小刘说：“谁的衣服？”
我说：“一个老太太给老头儿买的衣服。”
小刘没再问，出去抽烟了。
那天下午，我把包拿到殡仪馆的焚烧炉，连包一块儿扔进去了。火苗子窜起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件灰睡衣的吊牌在火里卷了一下，然后就没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有。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周大姐又来了。这回是她一个人来的，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两条烟。我说：“周大姐，你这是干啥？”
她说：“师傅，我妈还有件事没办完。她交代我，等她走了，让我把她的睡衣跟我爸的睡衣放一块儿。那天你从我妈身上脱下来的那件睡衣，我拿回去了。可我想了想，还是得放一块儿。你帮我烧了吧。”
她把塑料袋递给我，里头是那件女式睡衣，叠得整整齐齐的，跟那天我脱下来的时候一样。
我说：“行，我一会儿就烧。”
周大姐说：“师傅，你说我妈跟我爸，这辈子到底算啥？”
我没说话。
她说：“他俩是包办婚姻，结婚前没见过面。我爸脾气倔，我妈性子也硬，俩人一结婚就吵，吵了几年，就不吵了，开始不说话。后来就分屋睡。我小时候，最怕过年，别人家过年热热闹闹的，我家过年，我爸在东屋抽烟，我妈在西屋纳鞋底，我们姐几个在堂屋坐着，谁也不敢出声。”
她说：“可我爸妈从来没提过离婚。一次都没提过。我爸走的时候，我妈守在他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我爸咽气的时候，我妈说了一句话，她说：‘你走吧，那边没人跟你吵了。’说完就哭了。”
我听着，手又开始抖。
周大姐说：“师傅，你说，他俩到底有没有感情？”
我说：“周大姐，这事我说不好。”
她说：“我也说不好。可我妈这些年，每年给我爸买睡衣，买了也不穿，就放着。她跟我说，你爸那人，睡觉不老实，爱蹬被子，没人给他盖，他冻着。她说她得给他多备几件，万一那边冷呢。”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那件女式睡衣，叠得方方正正的，领口松了，洗得发白。
周大姐说：“师傅，你说，我妈这是图啥？”
我没说话。我把睡衣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块白布，把睡衣包好。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焚烧炉那儿，把白布包扔进去。
火苗子又窜起来。我站在炉子跟前，看着火，脑子里全是那三件睡衣。一件蓝的，一件灰的，一件女式的。叠得方方正正，摆在一起。
我干了11年殡葬，见过太多死人。可那三件睡衣，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后来我又见过类似的事。去年夏天，一个老爷子走了，老太太来办手续，从包里拿出一件女式睡衣，说：“师傅，这件睡衣你帮我烧了，是我老伴儿的，她走了10年了，我每年给她买一件，这件是今年买的，吊牌还没摘。”
我接过来一看，吊牌确实还在，上面印着“XX牌纯棉睡衣，M码，建议零售价79元”。
我看着她，问：“老太太，你跟你老伴儿，分屋睡过吗？”
她说：“分过，分了20年。”
我说：“那为啥还给她买睡衣？”
她说：“她怕冷。那边没人给她盖被子。”
我接过睡衣，没再问。烧的时候，我把吊牌摘下来，放在兜里。后来那个吊牌在我兜里揣了好几天，最后不知道扔哪儿了。
我干这行11年，送走了两千多个人。可这些事，我没法跟人说。跟谁说？跟同行说，人家笑你矫情；跟家里人说，人家嫌你晦气；跟外人说，人家觉得你神经病。
可今天，我想把这些事说出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三件睡衣。就为那些分屋睡了30年、一句话不说、可临了临了还惦记着给对方买睡衣的老头儿老太太。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分屋睡。我更不知道，那些买了没穿的睡衣，到底是买给谁的。
可我知道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里，把那三件睡衣摆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爸妈。我爸我妈也分屋睡，分了快20年。我爸睡东屋，我妈睡西屋。吃饭也不在一块儿。我爸前年走的，走的时候，我妈没哭。可我爸走了以后，我妈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去东屋坐一会儿。也不开灯，就坐着。
我问我妈：“你坐那儿干啥？”
我妈说：“没事，坐坐。”
我没再问。
现在想想，我妈那会儿，是不是也在等我爸给她买睡衣？
我不敢想。
我今年53了，干殡葬11年。我见过太多人哭，太多人笑，太多人一句话不说。可那些分屋睡了30年的老两口，那些买了没穿的睡衣，那些没摘的吊牌——这些东西，比任何哭声都让我难受。
因为它们不说话。
它们就那么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放在柜子里，放在包里，放在心底。等着有一天，有人把它们翻出来，看一眼，然后烧掉。
火一烧，就没了。
可那件没摘吊牌的睡衣，在我心里，永远烧不掉。
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坐在客厅里，抽了半包烟。我媳妇起来上厕所，看见我坐着，问：“你咋又不睡？”
我说：“没事，你先睡。”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你是不是又想那事了？”
我说：“哪事？”
她说：“就是那个睡衣的事。你跟我说过一回，喝多了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
她说：“你说那老太太每年给老头儿买睡衣，买了也不穿。你说那老头儿走了30年了，老太太还惦记着他怕冷。”
我说：“嗯。”
她说：“你说，咱俩要是分屋睡，你会不会也给我买睡衣？”
我看了她一眼，说：“咱俩不分屋。”
她说：“万一呢？”
我说：“没有万一。”
她笑了，说：“你这人，就是嘴硬。”
我没说话。我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外面黑漆漆的，风刮得窗户直响。我想起那三件睡衣，想起那个灰绿色的帆布包，想起周大姐说的那些话。
我突然想问一句：那些分屋睡了30年的老两口，他们到底是谁先不理谁的？是老头儿先不说话的，还是老太太先不说话的？是老头儿先搬到东屋的，还是老太太先搬到西屋的？
我问过周大姐，周大姐说：“我也不知道。我记事起，他俩就那样了。”
我问过那个给老伴儿买睡衣的老太太，她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我甚至问过我妈，我妈说：“你爸那人，一辈子没跟我说过一句软话。可他走了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听见他在东屋咳嗽。”
我说：“那是你耳朵的毛病。”
我妈说：“我知道。可我就是能听见。”
我没再问。
有些事，问不明白。有些事，你问了，人家也不说。有些事，人家说了，你也听不懂。
可我干了11年殡葬，我见到的，就是这些说不明白的事。
那些分屋睡了30年的老两口，到最后，送来的衣服却是两套睡衣叠在一起。一件蓝的，一件灰的。一件旧的，一件新的。新的那件，吊牌都没摘。
我不知道他们这辈子到底算啥。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感情。我更不知道，那些买了没穿的睡衣，到底是买给谁的。
可我知道，那些睡衣，是他们这辈子唯一没说出口的话。
今天我把这些事说出来，不是想劝谁。也不是想说“珍惜眼前人”那种话。那种话，我说不出口。我干了11年殡葬，我见过太多“眼前人”走了以后才哭的人。哭完了，也就那样。
我就是想说，那些分屋睡了30年的老两口，他们不是没感情。他们是不知道怎么说了。等他们想说了，没人听了。
那天晚上，我把那三件睡衣烧了以后，我在焚烧炉跟前站了很久。火灭了，灰也凉了。我拿扫帚把灰扫到一起，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周大姐说，灰撒了就行，不用留。
我没撒。我把那袋灰放在库房的架子上，放在一堆寿衣和花圈中间。一直放到现在。
今天早上，我去库房拿东西，看见那个塑料袋还在架子上。灰已经结成块了，硬邦邦的。我拿起来掂了掂，不重，跟那个灰绿色的帆布包差不多。
我把它放回去，关上门，走到前面店里。小刘正在擦桌子，看见我，说：“师傅，今天有个活儿，城北的，一个老爷子，93了，刚走。”
我说：“行，一会儿去。”
小刘说：“师傅，你眼睛咋红了？”
我说：“没事，烟呛的。”
我坐下来，点了根烟。烟雾里，我又看见那三件睡衣，叠得方方正正的，摆在一起。一件蓝的，一件灰的，一件女式的。蓝的和灰的，都是男式的。女式的，是老太太自己的。
我不知道那件灰睡衣的吊牌，到底在哪儿。是在火里烧了，还是在我兜里揣着，还是掉在库房的哪个角落里了。
我也不知道，那些分屋睡了30年的老两口，他们最后到底想说什么。
可我知道，那些没摘的吊牌，那些买了没穿的睡衣，那些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它们比任何话都重。
重得让人手抖。
我今年53了，干殡葬11年。我见过太多死人，也见过太多活人。可那些分屋睡了30年的老两口，那些没摘吊牌的睡衣，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这些东西，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你们说，这到底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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