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谁笑了、谁没有笑，而是拍照时四个人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张学良面对的是东北军的困境、部下的情绪和红军的压力；蒋介石考虑的是政权控制与军事部署；宋美龄陪同丈夫奔走西北；傅学文则只是这场历史风暴中的见证者。
照片拍摄前后，西北局势已经相当紧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落脚点。蒋介石随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自己为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西北，并非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熟悉。东北军原本驻守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被迫退入关内，许多官兵背井离乡，家人仍留在沦陷区。他们最强烈的愿望，是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而不是长期消耗在陕北山沟里。
红军也清楚，若不能在西北站稳脚跟，长征后的局面就可能再次陷入危机。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等战斗，接连改变了双方的判断。尤其是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俘虏五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重点进攻。
这场战斗给张学良的冲击很大。他原以为红军经过长途转战，已经是疲惫之师，事实却证明，对方不仅善于作战，而且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关键的是，东北军将士发现，自己正在同另一支中国军队厮杀，而真正占据东北的日本军队仍在扩张。
有意思的是，东北军内部的变化，并不是一纸命令造成的。前线失利、官兵伤亡、家乡沦陷，这些具体遭遇逐渐汇成了一个朴素念头：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只会越来越弱，返回故土更无从谈起。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这句话并非一开始就代表整个东北军，但它说明，直罗镇之后，他对继续内战已经产生了根本怀疑。东北军希望保存实力抗日，红军则不断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双方之间开始出现接近的可能。
蒋介石却没有改变既定方针。1936年10月下旬，他调集嫡系部队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抵达西安，把华清池五间厅作为行辕，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执行“剿共”政策。
据有关回忆，蒋介石当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则据理力争：“东北军要抗日。”两人的分歧，已经不只是战术争论，而是对国家主要矛盾的判断不同。杨虎城同样反对继续扩大内战，西安方面的抵触情绪迅速升高。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很快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请求派人赴西安商谈。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直接参与处理这一复杂局面。
12月24日，周恩来在宋美龄、宋子文陪同下见到蒋介石。谈判涉及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善后安排等问题。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坚持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飞机落地后即被扣留，此后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被监禁生活。
再看茂陵前那张照片，张学良脸上的笑意未必意味着轻松，更可能是一种复杂处境下的克制。那一刻，他或许已经知道，东北军的去向、西北战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军队能否停止彼此消耗，都在逼近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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