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18日，北京，罗瑞卿独自坐在家中办公室里，迟迟没有动笔。窗外没有异常，屋内却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夫人郝治平几次进来劝慰，他只是低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位长期负责公安和军队工作的将领，此时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前一段时间，围绕他的批评和指责不断升级，许多问题已不再是工作分歧，而带有明显的政治冲击。罗瑞卿性格刚直，遇到这种局面，既不善于周旋，也不愿违心辩解。
郝治平看出丈夫精神恍惚，便劝他读一部小说，换换心情。罗瑞卿没有接书，只说：“你去看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郝治平离开后，他伏案写下一封信，随后走到隔壁房间看了一眼，叮嘱妻子安心读书。
谁也没有料到，片刻之后，罗瑞卿从住宅高处跃下。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随救护车赶到现场。罗瑞卿被发现时伤势严重，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经过紧急处置，他被送往医院抢救。医生们竭力保住了他的生命，但这次坠落给他的双腿留下了长期残疾。
郝治平守在病床边，既悲痛又焦急，忍不住责问：“你为什么不把话讲清楚？”罗瑞卿没有争辩，只是沉默。对一个经历过战争年代、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来说，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精神压力已经到了极重的程度。
消息传开后，汪东兴赶到医院看望。罗瑞卿当时尚未清醒，汪东兴便对郝治平转达了中央的意思：“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也是关心你的。”这几句话，显然不是普通的慰问，而是要让罗瑞卿明白，组织并没有把他抛在一边。
罗瑞卿醒来后，郝治平把话转告给他。他没有立即回答，只说抽屉里放着一样东西。后来，那封信被找了出来。信中没有申诉，也没有对个人遭遇作过多铺陈，反复叮嘱妻子教育孩子听党的话，表达了自己对党的信念。
这封信的内容令人沉重。它说明罗瑞卿当时确实已经作了极端准备，也说明他在巨大打击面前，仍没有把个人得失置于信仰之上。遗憾的是，这种忠诚并没有换来立刻的平静，伤势、误解和外部压力，仍然伴随了他很长时间。
1971年林彪事件后，罗瑞卿所遭受的许多冲击才逐渐得到重新认识。1974年底，在张爱萍建议并经邓小平同意后，罗瑞卿前往福建治疗腿伤。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他安排住处，医护人员帮助他坚持锻炼。那段日子里，他从依靠轮椅和拐杖，逐步恢复到能够短距离行走。
有意思的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罗瑞卿的工作热情却重新起来了。1975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从福州军区借来大量文件，逐份了解多年间军队建设和国防工作的变化。许多材料堆在桌上，他便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像是要把耽误的时间全部补回来。
同年下半年，形势再次紧张。罗瑞卿与福建军区、地方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提醒大家要经得起考验。皮定均曾表示，即使局势恶化，也愿意保护他。罗瑞卿却说，真要行动，给他一辆车，照样可以参加斗争。腿脚不便，没能消磨掉他的性格。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罗瑞卿连续遭受打击。周恩来逝世后，他从福建赶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毛泽东逝世时，他又坚持前往告别。双腿残疾的他，曾拄着双拐站立很长时间。那不是姿态，而是一个老战士对长期并肩奋斗者的送别。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始于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亲自点名让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也长期承担保卫中央和毛泽东安全的职责。因此，汪东兴在医院转达的那番话，至少表明毛泽东并未因当时的政治风波而否定罗瑞卿，更谈不上对他的遭遇袖手旁观。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重新承担重要工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他曾表示，要把自己当成二十七岁来工作。此时的他已经年过七旬，腿伤仍未痊愈，却仍在设法恢复行动能力。
1978年7月15日，经批准，罗瑞卿前往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手术本身取得成功，但8月3日，他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72岁。那场发生在1966年的坠落，改变了他的后半生，却没有终止他在病痛中继续工作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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