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美军宣布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结束在当地持续12年的反“伊斯兰国”任务。巴格达庆祝国家自主权得到加强，北部库尔德地区却还有一层担忧：美军和防空设备一起离开，下一次袭击谁来应对？
撤军前两天，科亚地区的阿扎迪营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媒体964引述库尔德地区安全机构的消息称，9月28日凌晨1时40分至2时10分，三架无人机击中了这个与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有关的营地，未造成人员受伤，但安全机构没有说明无人机来自哪里。
鲁道媒体引述该反对派组织高级官员的说法，将袭击归于伊朗革命卫队。与革命卫队有关的社交频道也发布了爆炸视频，声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但当地安全机构没有确认发射方，武器种类和具体经过仍需核实。
撤军交接需要回答的，正是这些防卫问题。雷达预警谁负责，发现无人机后谁有权下令拦截，中央政府与自治区怎样共享信息，都要有明确安排。
美国军方的判断相对乐观。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撤离声明中表示，包括库尔德地区安全力量在内的伊拉克部队，已经具备独立应对本国安全威胁的能力；这是美方对交接条件的评价，并不意味着各种威胁都已消失。
能够打击分散的极端组织，不代表就能抵御导弹和无人机。人员、装备、情报与指挥安排要分别检查，不能用一项能力替全部安全任务作保证。
这类表达传播得很快，复杂历史却被压缩成了一句“最终还是走了”。要评价战争政策，还得看哪些目标没有实现，哪些代价本可避免，决策者又应承担什么责任。
这也要求把几个阶段分开。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又在“伊斯兰国”扩张后，应伊拉克政府邀请率领联军返回，三者并不是一段没有间断、性质完全相同的驻军史。
本次撤离也不是近期遭袭后临时决定的。华盛顿与巴格达2024年就商定逐步结束联军任务，美方将此次撤离解释为转向双边防务关系的一部分。把撤军前的袭击与撤离画面接在一起，还不足以证明美军仓促出逃。
不过，按计划离开也不等于政策成功。外军走后，伊拉克能不能维持秩序，才是更长久的考验。美国减少驻军，也不会自动变成伊朗可以长期保有的收益。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说明，负责“坚定决心行动”的联合特遣部队仍在运作，总部已转移至约旦。撤出伊拉克与退出整个地区，是两回事，更不能由此认定美国已放弃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和意愿。
对伊拉克而言，危险正在于这种对抗可能不断改变地点和方式。即使外国驻军减少，只要境内武装仍能自行决定攻击谁、何时攻击，巴格达就可能被迫承担一场并非由它决定的冲突。
武装整编的进度就落在了撤军之后。伊拉克政府曾希望两项工作在9月底衔接，如今将国家控制之外的武器纳入管理的期限，已延至2027年6月30日。撤离有了明确节点，管住武器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整编需要谈判，也需要时间。问题是，延长的这几个月要完成什么，谁来检查承诺是否兑现，不配合的组织又如何处理。仅有新日期，无法说明事情已经往前走。
对于曾以外国驻军为持枪理由的组织，撤军也带来一个无法长期回避的问题。它们是否愿意接受国家指挥，能否停止未经政府授权的军事行动，比庆祝时如何解释胜负更有说服力。
换制服、登记名称，都不能代替统一指挥。人事任命、行动命令和武器库存是否受国家管理，违法行为能否追责，才决定整编有没有实际效果。
对外国军事存在，也要使用同样准确的措辞。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基地的移交仍涉及后续安排，不能因为美军撤离，就提前宣布所有外国军队都已撤净；是否完成，应以实际交接为准。
伊朗反对美国干预伊拉克，其自身跨境行动也要接受同样的审视。安全关切可以交涉，针对武装组织的指控需要证据，不能由采取行动的一方独自决定事实和责任。
巴格达也需要承担相应义务，防止本国领土被用于针对邻国的武装活动。更可取的做法，是把边境通报、证据交换和危机沟通落实为可执行的安排，让争议有机会在下一次发射或报复之前得到处理。
2011年美军撤出，2014年又因“伊斯兰国”扩张而返回。这段经历说明，离开本身不能保证安全；它也不能证明外国驻军是伊拉克唯一的出路。关键仍在当地的安全和治理能力。
因此，对外合作不必与自主权对立。培训、装备维护和情报协作都可以继续讨论，关键在于由伊拉克决定需求，明确合作范围、监督办法和退出条件，而不是在长期依赖与完全断绝合作之间二选一。
撤军之后，巴格达最需要拿出的，是能够被检查的交接结果：防空缺口怎样补，中央与自治区如何协同，武装整编推进到哪一步。居民无需掌握每一项军事机密，但有权知道由谁负责保护自己，也有权要求政府解释承诺为何延后。
伊拉克无需替美国证明成功，也无需替伊朗讲述胜利。外国军队离开后，谁能管住武器、补上防卫缺口，让居民少为他人的军事决定付出代价，才值得继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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