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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H
一个被反复骚扰了一年多的人，终于等来了法庭的裁决。
9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词，给这场持续许久的纠缠画上了句号。
事情要从2025年3月说起。何超琼，已故赌王何鸿燊的二房长女，美高梅中国和信德集团的掌舵人，开始被一个叫陈芃余的人盯上。陈芃余的身份有些特殊——她曾是香港证监会的持牌代表。
这两人此前并不认识。法庭判词写得很清楚，原告与被告互不相识。
不认识，却挡不住骚扰的发生。陈芃余的说法是，何超琼在2024年曾承诺给她一个美高梅债券融资主管的职位，后来因为何超琼的妹妹何超凤从中阻拦，她没能入职。
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支撑。没有合同，没有聘书，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双方存在雇佣约定的材料。但陈芃余拿着这个说法，开始了一系列动作。
索要两千万的“顾问费”
2025年4月，一份账单被递到了何超琼面前。陈芃余声称自己向何超琼提供了商业顾问服务，要求支付2000万港元的费用。
与此同时，她多次向美高梅管理层发送电子邮件，反复讲述那个关于“财务主管职位”的故事。邮件发了一遍又一遍，收件人是公司管理层，内容指向何超琼。
何超琼方面没有回应。于是陈芃余的举动开始升级。律师信发了出去，扬言要对何超琼及其家人、商业伙伴采取法律行动，并且会公开相关陈述，以此来施压。
她还往何超琼的办公地点和私人住所递送法律文件，甚至跑到信德集团在澳门的办公室要求见面。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不断出现在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公司邮箱、你的住所周边，拿着一套站不住脚的说法，向你索要一笔巨额款项。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精神上的消耗。
法庭上的最后一搏
何超琼没有继续忍下去。她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止陈芃余的骚扰行为、禁止进入她旗下公司的办公区域、禁止以任何方式接触她本人。
案件的走向并不复杂。陈芃余没有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抗辩文件。何超琼一方申请了缺席判决。
但陈芃余在聆讯中做了一次反击。她质疑何超琼在法庭文件上的签名有问题，说与何超琼在香港交易所文件上的签名不一致，还声称没有第三方独立律师见证签名过程。
她甚至提出，誓章签署的日期是2026年4月2日，而何超琼那天应该不在香港。
这些质疑指向的是法庭程序的严肃性。暂委法官周昭雯在判词中的回应很直接：指控非常严重，涉及对见证签署誓章的法庭人员的质疑，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至于第三方见证的要求，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换句话说，陈芃余在法庭上抛出的质疑，缺乏最基本的证据根基。
永久禁制令与放弃的赔偿
法官最终接纳了何超琼一方的陈述。判词认定，陈芃余的行为属于重复性的骚扰，具有压迫性，对何超琼造成了精神痛苦、焦虑和经济损失。
以发布虚假陈述和提起法律程序为威胁来索取2000万港元，构成了非法威胁。
永久禁制令正式颁下。禁止陈芃余对何超琼作出骚扰行为，禁止侵入何超琼的物业，禁止进入或停留于美高梅中国及信德集团香港办公室30米范围内，禁止以电话、电邮等方式接触何超琼，禁止发布任何虚假、诽谤或贬损何超琼的材料。
还有一笔钱的问题。法官认定，陈芃余的行为导致何超琼蒙受了约22.9万美元的损失。
但何超琼一方明确放弃了追讨这笔赔偿，法庭因此没有作出赔偿命令。最终的结果是：陈芃余需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但不需要支付那22.9万美元的赔偿。
放弃赔偿这件事，怎么看
从法律策略的角度来看，放弃一笔已经获得法庭认定的赔偿，通常有几层考量。
追讨赔偿意味着执行程序。如果陈芃余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执行成本高于赔偿金额本身，那么追讨就变成了一件消耗精力的事。
何超琼的核心诉求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让对方停止骚扰。禁制令拿到手，目的就达到了。赔偿金对她而言，不是这场诉讼的意义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主动放弃赔偿，也让整件事的焦点更清晰。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打的，是为了划出一条边界。
陈芃余试图用“商业纠纷”的外壳来包装自己的行为，索要2000万，发出律师信，摆出一副要打商业官司的姿态。
何超琼放弃赔偿，等于把这个外壳彻底剥掉了：这件事的本质就是骚扰，与商业无关，与金钱无关。
有观察者可能会觉得，放弃赔偿是一种“大度”。但更准确的理解或许是，这是一种精准的取舍。法庭已经用判词认定了骚扰事实和损失金额，这本身就构成了对陈芃余行为的法律定性。
赔偿金要不要，已经不影响这个定性。何超琼选择让判词说话，而不是让执行程序继续拖长这件事的尾巴。
骚扰者与被骚扰者之间，从来不存在对等
这件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陈芃余的骚扰之所以能够持续一年多，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何超琼的公众身份。
一个商界知名人物，面对一个不断发送邮件、递送文件、出现在办公场所周边的人，如果每一次都公开回应，反而会让对方获得她想要的关注度。
陈芃余邮件发给美高梅管理层，跑到信德集团澳门办公室要求会面，这些动作都带有“把事情闹大”的意味。
何超琼的处理方式提供了一个参照：不回应骚扰的内容，不陷入对方设定的叙事框架，直接走法律程序，用禁制令来解决问题。
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它把一件原本可能变成“口水仗”的事情，拉回到了法律事实的层面。法庭审的是证据，不是谁的声音更大。
陈芃余在法庭上质疑签名的真实性、质疑律师的身份、质疑誓章的日期，这些操作在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都被法官一一驳回。
判词写得很清楚，这些质疑“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年多的纠缠，到了法庭上，剩下的只是一堆无法被验证的指控。
边界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自我保护
这件事的讨论价值，其实超出了何超琼个人。它涉及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一个人面对持续的、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和威胁时，应该怎么办。
何超琼的选择是法律途径。入禀法院，申请禁制令，用一份具有强制力的法庭命令来划定边界。
禁制令的内容非常具体：30米的范围，禁止电邮和电话接触，禁止发布相关材料。这些具体的限制，比任何口头警告都更有约束力。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个案例的参照意义在于：面对骚扰，尽早寻求法律救济，比忍耐或者自行交涉更有效。
骚扰行为的特点是持续性，如果不加以制止，往往会逐步升级。何超琼从2025年3月被骚扰，到入禀法院，中间隔了一段时间。
但一旦进入法律程序，事情的解决速度就快了很多。陈芃余没有提交抗辩，法庭直接作出判决，整个过程干脆利落。
永久禁制令的意义在于，它不设期限。只要陈芃余继续骚扰，就构成违反法庭命令，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这比临时禁制令的威慑力要强得多。
何超琼今年64岁，执掌着两家上市公司，在港澳商界的位置举足轻重。这样一个人，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纠缠了一年多，最终需要通过法庭来获得安宁。
这件事本身说明，骚扰这件事，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多寡没有必然关系。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区别在于应对方式。陈芃余提出的说法——一个从未兑现的职位承诺、一笔没有依据的顾问费——在法庭上很快就被拆穿了。
何超琼放弃22.9万美元的赔偿，只拿走那份永久禁制令。这份禁制令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带来什么经济回报，而在于它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到此为止，不要再靠近。
法庭的判词已经生效。陈芃余需要支付诉讼费用，并且从此受到禁制令的约束。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纠缠，在法律层面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至于何超琼为什么放弃那笔赔偿，或许答案很简单：她要的是清净，不是钱。
官方信源参考：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案件编号 HCA 528/2026 星岛头条报道：https://www.stheadline.com/daily-hongkong/3621237/ 中国新闻社报道（经北京青年报政知见转载）：https://news.qq.com/rain/a/20261001A07JEK00 界面新闻报道（经川观新闻转载）：https://cbgc.scol.com.cn/news/80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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