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5日下午，纽约联合国大会会场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走上发言台。几天前，一份电报已经送到他手中，内容涉及发言稿中一句极其敏感的话：“按既定方针办”。乔冠华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出现在台上，绝不是一般的文字修改。
事情的麻烦，恰恰始于一份没有被认真核对的印象。后来有人坚称，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过这句话，甚至把它说成外交系统当时的重要表态。传言越传越真，连一些熟悉乔冠华的人也受到影响。
但发言稿和现场讲话，原本就是两件事。稿子里曾经出现过，不等于最终没有删改；有人准备过，也不等于发言人一定照本宣科。遗憾的是，在特殊环境下，这个常识性区别很快被淹没了。
据章含之回忆，1976年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乔冠华准备带往联合国的发言稿时，看到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几个字，当即作了删改。乔冠华随后启程，因时间紧迫，未能等到所有批示正式返回。
临行前，他给有关负责人留下便条，大意是：如果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这份稿子定稿；如果还有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以前通知。乔冠华的发言安排在当天下午。这个细节很关键，它说明稿件在出发后仍处于等待确认的状态，并非已经不可变动。
10月4日上午，相关修改意见传来，要求删去那句话。章含之担心消息耽搁，专门到值班室询问是否已经发电报。得到肯定答复后，她仍然不放心。因为她清楚，乔冠华一旦在国际场合发言，任何一个词都可能被放大解读。
乔冠华回国后，夫妻之间有过一次直接询问。章含之问：“电报收到了吗？那句话删掉没有？”乔冠华回答：“收到了，发言前一晚收到的，第二天没有讲。”这段谈话发生在10月17日乔冠华结束行程回国之后。
按这一叙述，事情本来并不复杂。稿件曾有相关表述，中央意见要求删除，乔冠华收到通知，正式发言时没有说。然而，1976年10月6日局势变化后，社会上很快出现另一种说法，称乔冠华把这句话写进了联合国发言稿，甚至已经在大会上公开讲出。
当时，许多人并没有去查原始材料。有人依据传闻转述，有人听信所谓“亲历者”的描述，还有人把报纸上的批评文章与发言原文混为一谈。乔冠华即使想解释，也未必有机会当面说明。章含之在回忆中写道，丈夫在相当长时间内被预先设定了结论，随后再从材料中寻找所谓证据。
其实，最直接的核验办法就在报纸上。1976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全文，不是节选，也不是概括性报道。只要逐字查看标题、正文和相关版面，就能发现其中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多年以后，阎长贵查阅这份报纸时，注意到了这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逝世后，章含之仍曾前往联合国总部查找档案，希望通过国际组织保存的中文记录和译文，为丈夫澄清疑问。档案中的发言文本，同样没有出现这句话。
这场风波之所以造成严重后果，不只是因为一句话本身敏感，更因为人们把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了一起：稿件是否写过，修改意见是否传达，发言时是否说过，报纸报道是否出现。四个问题没有分别查清，传闻便取代了证据。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最终留下的是公开可查的文字记录。至于那句曾经出现在草稿中的话，随着修改并未进入正式发言，却在后来被反复附会，成了压在他身上的一项指责。历史材料有时并不难找，难的是在喧杂的声音中，愿意把原件重新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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