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0人团抵达上海，下车集体沉默：领队一句话，把所有人说哭了

日本30人团抵达上海，下车集体沉默：领队一句话，把所有人说哭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浦东机场门口的风。

九月底，上海还没凉透，风里带点黄浦江的潮气。我举着小旗子站在大巴旁边，车上下来三十个日本人。年纪大的居多，最年轻也得五十开外，最老的拄拐杖，腰弯得像老虾公。

按理说，外国团一下车，不是掏手机拍照，就是问洗手间在哪，再不济也得有人嚷嚷“饿了吧啦吧啦”。可这三十个人，脚一踩到地砖上，全停了。

没人说话。

没人拍照。

连呼吸声都轻。

前排那个戴藏青鸭舌帽的老头，山田敏夫，八十一岁，嘴一张一合，像在水底下喘气。他旁边穿米色风衣的老太太，佐久间和子，手攥着包带，指节都白了。

我干入境导游第七年，德国团、美国团、东南亚团都带过，没见过这种阵仗。车里空调一关，外面蝉鸣一响，像谁按了静音键。

我正想说“各位先上车放行李”，领队高桥玲子先动了。

她五十出头，短发，黑框镜，干导游前在东京做过二十年中学老师，说话一向不软不硬。可那天她脸上有点不对，眼眶红红的，像上车前刚忍过什么事。

她走到车门前，回过身，面对这三十个老乡。

外滩方向有轮渡呜了一声。

玲子深吸一口气，说了一句：

“你们背包里那张‘中国’，是别人替你们画的。今天开始，把它撕了。上海不按课本活，上海按人活。”

就这一句。

后排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叫森本芳惠，手里的老花镜“啪”掉地上。她没捡，拿袖口捂住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山田老头低着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旧风箱。

我站旁边，鸡皮疙瘩从胳膊肘爬到后脖梗。

说实话，我当时还不懂他们为啥哭。

后来八天走完，我才明白——

有些人沉默，是因为城市变太快，认不出门；

有些人哭，是因为门还在，开门的人没了。

我是陈守仁，三十四岁，杨浦区长大的本地人。我爷我爸都开了一辈子出租车，我妈在菜场卖豆腐。我家那点事，待会儿慢慢说。先说这三十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旅行社发单子的时候写得轻巧：

“日本关西民间交流团，三十人，六天五晚，上海加苏州，部分首次赴华，请耐心照顾。”

“耐心照顾”四个字，听着像让座扶梯。等真见了人，才知道这四个字底下压着一座坟。

团里分三拨人。

第一拨，是山田、佐久间这种“老上海”。三四十年前来过，那时候上海还满地自行车、煤球炉、倒马桶铃声。他们这趟是“回娘家”，可娘家拆了，他们想找一口井、一扇门、一碗阳春面。

第二拨，是森本芳惠、坂井绫子这种“书里中国”的人。他们没来过，脑子里的中国来自电视、周刊、邻居闲话：脏、乱、苦、排外、日本人去了要挨骂。包里塞着解酸药、速食饭、一万日元一沓，生怕扫码付不了钱。

第三拨最麻烦——年轻人。田中澄子，二十九岁，出版社编辑；伊藤大地，三十二岁，搞摄影；中岛裕太，二十八岁，他爷是山田老头的战友之子。这帮人本来不信那套旧说法，可架不住家里老人念叨，“中国不是咱能随便去的地方”。

一团人，三套中国。

都装在一个大巴里。

玲子后来跟我说：“守仁，这团我不怕他们挑刺，我怕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册子，翻开来全是别人写的字，唯独没有自己看见的。”

头半天，我就栽了个跟头。

原定路线：机场—酒店—南京路散步。我想着先安顿，再慢慢来。

可车走中环，过江时，山田老头忽然用日语催玲子：“不去酒店，先去虹口。先去吴淞路后面那条弄堂。”

玲子翻译给我。我皱眉：“老爷子，那片早拆了，现在叫北外滩绿地，咖啡馆一堆，您要找的老门牌未必在。”

山田盯着我，中文就四个字：“带我去。死也去。”

我没敢笑他矫情。

因为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个塑料袋，袋子里是封信。信皮泛黄，邮票是昭和年间的“切手”，收信人写：

“上海 吴淞路 福兴里 三號 周阿菊 女士 亲展”

寄信人：山田敏夫。

年份：1985。

也就是说，这封信，他写了四十一年，没寄出。

或者寄出过，没回。

我后视镜里看他，他嘴唇抖，像要把四十一年的灰抖掉。

我改了计划。先去吴淞路。

车一停，三十个人跟着我钻进北外滩后头的小巷。新修的步道有梧桐，有长椅，有卖咖啡的年轻人。山田站在一块老砖墙前，手摸上去，闭眼。

“这里以前是煤饼店。”

“这里以前阿菊端着搪瓷盆倒洗脚水。”

“这里……她骂我，‘小赤佬，走路不看车’。”

他每说一句，佐久间老太太就补一句：“我那时候在斜对面裁缝铺，听她骂你，笑得针都戳手指头上。”

我听得汗毛直竖。

不是吓的，是觉得——这帮人不是游客。他们是把半条命落在上海，回去后又活了四十年，现在回来捡骨。

可骨没了，只剩风。

山田忽然问：“阿菊呢？”

我哪知道阿菊是谁。

玲子替他说：阿菊是1985年他借住那家的女儿，比他小三岁，会讲“小山山你笨得来”。山田走的时候，阿菊塞给他一包大白兔，说“到了日本别学坏”。他答应写信，可回国后家里闹、结婚、做生意、破产、老婆走、儿子远，信一直没寄。

“我以为是害羞。”山田用中文说，“后来才懂，人一拖，就拖成一辈子。”

森本老太太在旁边抹泪：“我那本旅游书上说，中国人不跟日本人来往。可你刚才说的阿菊，分明把他当自家小赤佬。”

我脱口而出：“书是死人写的，弄堂是活人住的。”

森本愣了愣，把包里那本《中国旅行必携·1989年版》掏出来，翻到“当地人排外”那页，拿圆珠笔画了个叉。

第一天下午，没去南京路。

三十个人在苏州河边长椅上坐到天黑。我跑去买生煎，一盒三十只，醋碟子分完。山田咬一口，烫得直吸凉气，第二口又咬下去。

“和阿菊买的一个味。”

“不对，比那个香。”

“不对……是我想她了，嘴就软了。”

你说这算啥？

一个八十一岁的日本老头，蹲在苏州河边，拿生煎当故人。

可真事比这重。

第二天，出事了。

团里有个叫高桥修一的男人，五十四岁，不是“高桥玲子”亲戚，穿冲锋衣，背相机，一路不笑、不买东西、不跟人合影。别人看外滩他看墙，别人吃小笼他记笔记。

头两天我以为他社恐。

第三天上午，去四行仓库。

这地方我带团常来。河这边咖啡，河那边弹孔墙。中国人看了眼眶热，外国人看了多半“哦历史建筑”。可高桥修一在弹孔墙前面，站了四十分钟没动。

森本去拉他：“高桥桑，进去吗？”

他回头，脸是白的。

他用日语说了一句，玲子翻译过来，我记一辈子：

“我祖父在这里开过枪。”

我后脊梁一下子凉了。

不是怕。是那种“你带一团人来怀旧，结果团里藏着一颗没爆的雷”的感觉。

高桥修一祖父，高桥寅男，1937年随军到上海，淞沪会战时在苏州河北岸待过。不是什么大官，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新兵，被塞进队伍，枪一响，人就不是人了。

高桥修一这趟来，不是怀旧，是“还债”。

他包里有一本祖父日记，复印本。上面写：

“河对岸有小孩哭，班长说那是诱饵。我朝窗打了一枪。后来才知道那窗里是灶披间，有女人端碗出来。我记了七十年，没敢跟儿子说。”

高桥修一跟我说这话时，手在抖。

“陈先生，我是不是不该来？我祖父开的枪，我站在这里，像不像替他再看一遍？”

我半天没说话。

你说恨吧，恨过。我太爷当年在闸北被日军飞机炸断过腿，活到七十八岁，阴雨天就骂“东洋人不是人”。我爸小时候吃不上肉，我爷说“记住，不是所有日本人，可看见军靴就绕道”。

可眼前这男人，他祖父作恶，他替祖父熬了一辈子噩梦。

你让我怎么说？

我说：“你祖父的枪，你不必替他端。你可不可以，把那页日记，念给河听？”

他哭了。

真哭，不像山田那种憋着的，是像小孩子找不到家，鼻涕眼泪一起下。

在四行仓库墙根，他念了那段日记。声音不大，风一吹就散。可河对岸有个上海大爷在钓鱼，听见了，没骂，也没走。等他念完，大爷用上海话说：“晓得就行了。晓得，比不晓得强。”

高桥修一没听懂上海话，玲子翻完，他给大爷鞠了个躬。

大爷摆手：“勿要紧，鱼勿上钩，人上岸就好。”

你看，上海人狠起来一句重话没有，软起来能把你心口那层冰焐化。

可团里不是所有人都吃这套。

当天晚上，酒店会议室吵起来了。

吵的头儿是坂井绫子，六十九岁，退休银行员，性子硬，出发前在东京电视台看过点“中国威胁”节目。她不坏，但嘴利：“我们看了仓库，也听了故事。可上海这么漂亮，是不是你们只给我们看好的？弄堂拆了，穷人去哪了？外卖小哥累成那样，你们不也说‘生活越来越好’？”

她这一问，团里分两派。

一派是山田、森本：“我们看到的就是人，阿菊是人，卖生煎的是人，钓鱼大爷是人。”

一派是高桥修一、坂井绫子：“人背后那些苦，你们导游不敢带我们看吧？”

我站在中间，像夹在两扇门里的豆腐。

玲子开口了：“那我们去看看真的。”

她不是嘴上说说。

第四天，她让我别排外滩、别排豫园。带他们去三处：

早上，杨浦老工房，我妈住的那片；

中午，外卖站点；

傍晚，社区助餐食堂，六十岁以上老人十块钱一荤两素。

我妈叫周凤仙，六十岁，菜场卖了一辈子豆腐，退休后在社区食堂帮工。她看见我带一群日本人进来，第一句：“又勿是收保护费，立门口做啥？”

山田一听“周”姓，眼睛都直了：“阿菊也姓周！”

我妈乐了：“上海姓周格多来兮，侬阿菊是我姐妹淘啊？”

山田差点跪下。我妈一把拽住：“老阿哥，地砖滑，摔了吾要扣奖金。”

食堂里，坂井绫子看老人们端着饭，看墙上的“助餐公示栏”，看90岁王伯伯拿饭卡刷一块钱喝豆浆，忽然不说话了。

外卖小哥叫小安徽，真名李国庆，二十八岁，阜阳人。他刚跑完午高峰，坐台阶上啃冷包子。坂井问他：“一天跑多少单？平台抽成多少？摔了怎么办？”

李国庆擦汗：“跑四十多单，到手三百出头。摔了么，自己爬起来，单子超时扣钱，比骨头疼。”

坂井说：“那你不恨吗？”

李国庆想了想：“恨啥？我爷在老家种地一年挣八千，我一年寄回去五万。上海再卷，它肯让我卷出钱来。你让我回村晒太阳，我闲得发疯。”

高桥修一在旁边记。

山田问：“你不想当老板吗？”

李国庆笑：“想啊。等攒够本，回县城开修车店。上海教会我一样——别信命，信手。”

那天傍晚，坂井绫子把笔记本合上，说了一句：“我以前以为‘发展’是冷冰冰的楼。原来楼是冷的，人不是。”

可故事到这，还没到最疼的地方。

第五天，去苏州。

大巴过青浦时，山田老头忽然发病——不是心脏，是情绪。他攥着那封信，喘不上气，眼泪糊一脸，嘴里反复：“阿菊等了我四十一年，我拿什么脸见她。”

我打 120，玲子按他人中。

到了苏州，没住酒店，先去平江路后头老居委会。我有个朋友小沈，在姑苏片区做口述历史，专帮老人找人。

山田报名字：周阿菊，1985年吴淞路福兴里三號，爹叫周木生，妈叫孙招娣。

小沈查了半小时，抬头说：“福兴里1989年动迁，周木生1993年走的。周阿菊……有记录，1998年嫁到昆山，后来离了，2004年回上海，住宝山。”

山田手都抖：“活着？”

“2009年去世。肺癌。居委档案写，独居，无子女，走的时候邻居发现，冰箱里一包大白兔，糖纸都黄了。”

山田像被人从胸口掏了一下。

他蹲在平江路石阶上，信掉水里，我捞起来，字都洇了。

他拿回来，贴胸口，像抱个孩子。

“她到最后，还留着糖。”

“我到现在，才寄信。”

佐久间老太太蹲下去，抱住他肩膀：“敏夫，阿菊不怪你。她要是怪你，糖早扔了。”

可山田哭得不像老人，像十七岁那年没赶上船的少年。

他真没赶上。

1985年他走的时候，阿菊在码头送，塞糖，说“信要写”。可他回国后，父亲逼他进会社，母亲烧了他的中文书，女友笑他“还惦记中国小姑娘”。他懦了。一懦，四十年。

这世上最毒的不是恨，是“本来可以，我却没”。

晚上在苏州客栈，团里开小会。

高桥修一说：“我来还债，结果发现，被历史咬过的人，两边都有。我祖父咬了阿菊的城，山田桑欠了阿菊的信。我们日本人里头，也有人一辈子还不清。”

森本芳惠说：“我以前怕中国。现在怕的是，我这把年纪才肯来，浪费了三十年。”

田中澄子，那个年轻编辑，忽然举手：“我爷爷临走前说，中国千万别去，去了回不来。我来了，回得去。可我爷爷那套‘回不来’，不是怕中国，是怕自己错了还嘴硬。”

全场静。

玲子看我：“守仁，你们中国人，恨我们吗？”

我琢磨半天，说：

“我太爷恨过。我爷说，恨要分人。你拿枪来，我拿命挡；你拿糖来，我端碗汤。上海这地方，被租界踢过、被炸弹轰过、被下岗砸过，可它最厉害的一招是——你肯来，它就肯让你坐下来吃口热的。”

田中澄子后来把这句话发在社媒上，配了张生煎图，写：

“上海没按日本电视演。它按人演。”

第六天回上海。

山田说，不想去东方明珠，不想上上海中心。

“我这趟不是来看高的。我是来看门的。门没了，我看门槛也行。”

我带他们去宝山那片老社区。周阿菊以前住的地方，现在是动迁回搬楼，外墙新刷的，楼下有晾衣杆、轮椅、猫、象棋摊。

山田在小区长椅坐了一下午。

旁边有个84岁上海阿婆，姓徐，看他从外国来，递个橘子：“老头，哪来的？”

“日本。”

“哦，东洋人。以前来过炮弹，现在来过橘子，一样格。”

“我……找周阿菊。”

徐阿婆想了想：“阿菊啊？住3号楼，死仔蛮多年咯。伊顶欢喜大白兔，骂人也软，‘小赤佬’‘小瘪三’挂在嘴，心比豆腐嫩。”

山田眼泪又下来。

徐阿婆拍他手背：“伊要是晓得有个东洋小赤佬老仔还来寻伊，肯定笑，‘笨得来，糖都硬掉哉’。”

山田忽然用蹩脚上海话：“伊……阿曾讲过我？”

徐阿婆眯眼：“讲格呀。年年中秋，伊拿大白兔摆窗台，话‘要是伊来，先塞颗糖，再骂三句’。伊骂完，还是要留饭格。”

山田“哇”一声哭出来。

不是委屈，是终于有人告诉他：你没被忘，也没被饶，可你被记着。

这比“原谅”重。

团里其他人，也各自撞上了自己的门。

佐久间和子，当年在裁缝铺学过盘扣。她在城隍庙后头遇个做旗袍的上海师傅，六十七岁，姓濮。两人比划半天，一个说“嵌条要斜”，一个说“ええ、そうそう”。最后濮师傅送她一粒旧盘扣：“你师父那一代的手法，上海还剩这点魂，你替她摸一摸。”

森本芳惠，书里中国的人，在菜场跟卖茭白的阿姨砍价。阿姨说“侬日本人啊？那更要贵两块，汇率吃亏么”。森本居然回：“那侬再搭根葱，吾勿告诉别人。”阿姨乐了，多塞把香菜：“以后别信电视，信吾。”

高桥修一，把祖父日记抄了一段，贴在四行仓库外的留言本上。没署名，只写：

“枪声归枪声，河归河。我站在这里，替我祖父说一声，对不起；也替自己说一声，从今往后，我信人，不信道听途说。”

最绝的是坂井绫子。

她临走前去社区食堂，塞给王伯伯五百日元换的人民币，说“帮我加个蛋，给后头来的孤老”。王伯伯听不懂日语，看她塞钱，乐了：“侬钞票留着自己买梨膏糖，蛋吾加，写吾名字做啥。”

坂井红着眼说：“写‘一个怕了半辈子的人，终于敢靠近了’。”

第八天，返程。

浦东机场，还是那辆大巴停着。来时三十人下车沉默，走时三十人下车热闹——可热闹里带点空，像吃完酒席，碗还热，人要走。

点名。

“山田——”

“おう。”（哎）

“佐久间——”

“这里呀。”

“森本——”

“在的，别催。”

“高桥——”

“……在。这次，是活的在。”

玲子最后上车前，回头看我。

“守仁，这团你赚不到钱吧？”

我笑：“公司结两百块一天，你们日本团还抠小费，赚个屁。”

她也笑，眼圈却红：

“可你让我们知道，中国不是书里那个中国。书里写‘对面是敌国’，可苏州河的风、生煎的汁、阿菊的糖、徐阿婆的橘子，都不认得‘敌国’两个字。”

我递她一盒鲜肉月饼：

“上海不认字。上海认谁肯坐下来。”

她接了，上车。

车门关上那一刻，山田老头从窗里探出头，用上海话喊：

“小赤佬——下次来，吾请侬吃阳春面！”

我站在出发层，笑得鼻涕都出来。

你别说，八十一岁的日本老头，上海话比我还地道。

这事要是到这就完，也就是个“外国老人怀旧被治愈”的软文。

可回家以后，我自己的家，塌了半边。

我妈周凤仙，就是社区食堂那位，第六天晚上晕过一次。她瞒我，说“血压老样子”。等我送完团回家，邻居徐阿婆打电话：“守仁，你妈化验单别藏了，肿瘤医院都去过了。”

我脑子“嗡”一下。

我爸走得早，车祸，2016年。我一个人带我妈，以为还能再混十几年。可报告上写：肺占位，晚期，转移。

我妈看见我翻抽屉，还不高兴：

“侬作死啊，豆腐摊勿看，看这破纸。吾自家晓得，咳了半年，烟熏的，食堂油烟气重，歇歇就好。”

我眼泪一下子砸下来。

“妈，你别哄我了。你教我‘人肯坐下来吃口热的’，你现在不坐了？”

我妈沉默半天，摸我头，像我十岁那样：

“守仁，姆妈这辈子，豆腐卖得便宜，话讲得直，没亏过人。就一样亏——把你爸走了以后的苦，都让你吃。你带外国团，讲包容、讲人间、讲阿菊，回家连你妈都不肯认苦。姆妈不是不怕死，姆妈是怕你一怕，又把心门关上。”

我抱着她，哭得跟山田一个样。

你看，怪不怪。

我带三十个日本人，学会“旧册子要撕”；

回头我妈一张化验单，把我那本“妈永远在”的册子，也撕了。

后来半个月，我陪她化疗、挂号、买粥、擦汗。

山田他们回日本后，寄来一箱东西：

大白兔、阳春面调料、一本手绘上海地图，封面上山田写：

“阿菊的上海，守仁的上海，我们的上海。”

高桥修一寄来祖父日记原件扫描，附一封信：

“我祖父欠的，我还不清。可我儿子今年九岁，我跟他讲苏州河、讲弹孔墙、讲一个中国大爷说‘鱼不上钩，人上岸就好’。这代人的账，别再传下去了。”

森本芳惠寄来她那本1989年旅游书，扉页写：

“书会旧，人肯来，就不旧。”

我妈躺床上，翻那本手绘地图，笑：

“这东洋老头，门牌都画错。福兴里门是朝东的，伊画朝西。老了老了，魂还迷路。”

我说：“妈，那你教他啊。”

我妈说：“等吾好了，托梦教。现在先教侬——人活一世，别把‘我以为’当‘本来样’。你对外国人肯软，对自家人别硬。你爸那头你别怨命，我这头你别装强。豆腐要嫩，心要热，话要早说。”

2026年九月底到十月初，上海梧桐开始落。

我妈走的那天早上，窗外在下雨。她握着我手，最后一句不是“别哭”，是：

“鲜肉月饼……买沈大成的，别买景区。吾嫌甜。”

我笑一下，她就没力气了。

葬礼简单。社区食堂王伯伯来了，濮师傅来了，徐阿婆拄拐来了。没人哭天抢地，就王伯伯说一句：“凤仙，下辈子还卖豆腐，吾排队。”

我没想到，日本那三十人，寄来一段视频。

玲子举着手机，三十个人站成排，在东京隅田川边，每人手里举一样东西：

山田举大白兔，

佐久间举盘扣，

森本举根葱，

高桥举四行仓库的票根，

坂井举社区食堂的蛋，

田中澄子举生煎盒。

玲子说：

“守仁，你妈教过我们一件事。人走了，饭不能凉。我们把你妈那句‘豆腐要嫩，心要热，话要早说’翻成日文，贴在我们老年大学墙上。以后有年轻人说‘对面是敌国’，我们就指那行字——

‘隔得再远，苏州河的风都吹得到；话不说，人才会变敌人。’”

视频最后，山田用上海话喊：

“守仁——阳春面，吾请客，侬姆妈也来一碗！”

我看着屏幕，雨打在窗上，像阿菊窗台的大白兔糖纸，被风掀了一下。

这故事说到这，你大概懂了。

三十个日本人下车沉默，不是被高楼吓的。

是被“我错了这么久”砸的。

是被“原来人不是书里写的那样”砸的。

是被“我欠的人，门没了，糖还在”砸的。

我们这代人，手机里装一百个短视频，脑子里装五十本旧册子。

日本人有一本“中国落后又排外”，

中国人有一本“东洋人当年不是人”，

年轻人有一本“老一辈都顽固”，

老人有一本“儿女都不懂我”。

可你真去苏州河走一趟，

真去菜场跟阿姨砍次价，

真给妈削个苹果、给爸发条“今天别喝酒”，

真对外国老头说一句“门朝东，你画反了”——

那些册子，就一页一页软下来。

人跟人之间，最远的从来不是海。

是“我懒得去你锅里舀一勺汤”。

上海没干什么大事。

它就是把生煎递过来、把弹孔留着、把弄堂拆了又种梧桐、把阿菊的糖、山田的悔、高桥的债、我妈的豆腐，全搅在一口锅里，咕嘟咕嘟炖。

你肯闻，就活了。

你不肯闻，册子越积越厚，最后压死的，是你自己。

我后来再带团，不先背景点词了。

大巴一停，我先递一盒鲜肉月饼：

“各位，别信我，别信册子。先咬一口，再说话。”

有时候，外国客人咬完问：“这是什么？”

我说：“上海话，叫‘心里有底’。”

他们听不懂，可眼睛亮了。

那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谁心里没个福兴里？

谁包里没封寄丢的信？

谁手机里没本过时的中国、过时的爸妈、过时的自己？

可只要你还肯下车，

肯在苏州河边被生煎烫一下，

肯在四行仓库墙根站一站，

肯给多年不说话的老同学发一句“最近还行吗”，

肯对我妈那样的人说“你别硬撑，我也在怕”——

这世界就还没旧。

江风会替你把册子翻过去。

下一场雨，梧桐一落，新的一页，全是活人。

写到这，我关掉电脑，去厨房热了只鲜肉月饼。

雨停了。窗外梧桐叶落下来，像谁从旧上海寄来的信，没贴邮票，也到了。

人呐，别等门拆了才想起敲门。别等糖硬了才想起甜。别等“小赤佬”变成“老赤佬”，才说“我其实一直想着你”。

你今天肯给谁发一句“吃饭没”？

就发吧。

晚一秒，都是一辈子。

原创走心总结：

我们总以为隔阂是别人造成的，其实多半是自己捧着一本旧册子不肯合上；真让人长大的，从来不是远方的高楼，而是你终于肯走进弄堂、菜场、病房和旧人心里，咬一口烫嘴的生煎，说一句“我来了，迟了，但没不来”。

留一句话给看完的人：

你心里那个“福兴里”，还留着谁的一颗糖？

互动提问：

你这辈子最想补寄、却一直没寄出的那一封信，是写给谁的？

免责声明：

本文为虚构文学创作，人物与情节均属想象，仅供阅读交流，不代表真实事件、真实人物及任何政治立场，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