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叶剑英处，开国少将雷英夫提起一个沉寂多年的名字：张露萍。叶剑英沉思片刻，忽然问道：“张露萍，是不是‘干一场’同志？”这句确认，牵出了一个埋藏四十多年的秘密，也让李清终于等到了妻子的真实结论。
那时，组织正在对“军统电台案”相关人员进行复查。材料逐渐拼合起来：张露萍并非投敌者，而是奉命打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党员。她的真实姓名叫黎琳，曾在延安生活、学习，并于1939年8月与李清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开始得很简单。两人年龄相近，都从战乱中走来，也都把抗日救国看得比个人生活更重。延安的窑洞、课堂和秧歌场上，他们有过普通青年一样的相识相知，却没有太多时间享受新婚生活。
黎琳出生于四川崇庆县。父亲是私塾教师，常给孩子讲花木兰、文天祥的故事，希望女儿懂得什么叫气节。可家庭并不安稳：大姐被军阀强娶，二姐因病去世，父亲又因性格耿直身陷牢狱。
这些遭遇没有让黎琳沉默，反而使她更早看清旧式社会的残酷。大姐省吃俭用供她读书，她也在求学过程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对她而言，那不是书本上的新名词，而是解释现实、改变命运的一条道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黎琳一心想去延安。车耀先是她同学的父亲，也是川西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她曾直接请求：“车伯伯，请设法送我去延安。”1937年11月，车耀先组织一批青年奔赴延安，黎琳终于如愿。
到了延安，她学习认真，性格爽朗，还擅长歌舞。那时一首抗日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颇为流行，同学们便给她取了“干一场”的绰号。这个称呼听起来带着几分调侃，却很贴合她的性格：说到任务，敢接；遇到危险，也不退。
1939年，抗战形势复杂，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采取限制和打压政策。为了掌握敌方动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加强情报工作。黎琳先受命前往重庆，争取有关方面缓和与八路军的关系。任务完成后，她原本准备返回延安，新的安排却改变了她的人生。
当时，军统重庆电讯处的张蔚林、冯传庆已经与共产党方面建立联系。两人掌握着重要电讯渠道，但每次传递情报都存在暴露风险。南方局于是决定，让一名可靠同志进入军统内部，直接承担电讯工作。
这个人选必须机警、沉着，还要能够承受长期孤立。叶剑英见到黎琳时，认出了这位“干一场”同志。随后，黎琳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改名张露萍，进入军统重庆电讯处，成为一名电报员。
她表面上是军统工作人员，实际上承担着向组织传递情报的任务。凭借熟悉电讯业务和善于应变的能力，她陆续送出多份重要情报。与此同时，她还与张蔚林、冯传庆一起，发展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等人加入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个秘密小组。
这样的工作，稍有差错便可能牵连多人。1940年，张蔚林因工作失误引起怀疑，军统方面随即展开抓捕，七名地下党员先后被捕。案件暴露后，蒋介石曾责骂戴笠，戴笠则把压力和怒火全部转向被捕人员。
审讯极其残酷。钢鞭、老虎凳、烙铁等刑罚轮番使用，敌人试图逼他们供出组织关系和联络方式。面对威逼利诱，七人始终没有屈服。黎琳明知身份一旦暴露便难以生还，却没有交代任何核心情报。
1945年，张露萍等七人被军统杀害。由于她执行的是绝密任务，延安方面最初并不了解全部内情。李清只知道妻子去了重庆，后来又听说她进入了军统办事处。这个消息太过刺耳，也太像叛变，可他始终不愿相信。
更沉重的误解随之而来。1944年，有关会议上曾出现将黎琳视为叛徒的说法，她的名字因此蒙受污名。李清没有掌握证据，却凭多年相处形成的判断，坚持认为妻子不会背弃信仰。只是这份坚持，无法立即改变当时的结论。
直到1983年，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复查情况，尘封的档案才重新被翻开。叶剑英认出“张露萍”就是当年的“干一场”，相关人员的身份、任务和牺牲经过逐步得到核实。组织随后作出结论，为黎琳恢复名誉，确认她是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
那一年，李清等了44年，终于收到妻子并非叛徒的通知。长期压在两人之间的误会，至此才有了迟到的答案。黎琳留在档案中的名字，也从被怀疑者重新回到了牺牲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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