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北京中南海，刘亚楼带着一份急切的请示走进中央组织部。新中国刚刚成立，陆地战场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另一场更陌生的较量已经摆在面前：没有一支成熟的空军，国家安全就始终缺少一道重要屏障。
刘亚楼此时并不是航空专家。他长期在红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指挥职务，曾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熟悉大兵团作战，却没有建设现代空军的现成经验。偏偏中央决定组建人民空军，并让他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接到任务时，困难并不只在飞机。
飞机可以争取，机场可以修建，机械设备也能逐步添置，可飞行员、机务人员和政治干部必须从零开始培养。尤其是政治教员，既要懂党的工作，又要能够面对文化程度不一、专业性极强的航空学员，这类人才当时十分紧缺。
刘亚楼把问题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正在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来意后没有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反而笑着说：“你有‘尚方宝剑’，什么事办不到？”
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分量却很重。所谓“尚方宝剑”，并不是让刘亚楼可以不讲原则，而是中央已经明确支持空军建设，相关部门必须围绕这项任务协同配合。安子文随即组织力量，从高校和各地抽调政治工作人员，尽力满足航校建校需要。
有意思的是，空军建设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军事工程。它同时牵涉教育、组织、后勤、外交和工业基础。任何一个环节掉队，飞行训练都会受到影响。刘亚楼要做的，是把这些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1949年10月，中央作出组建人民空军的决定。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这个时间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一个多月，速度之快，正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
当时国民党方面仍掌握一定数量的飞机，沿海和部分重要城市面临空袭威胁。解放军陆军规模虽然庞大，但空中力量几乎是一张白纸。仅靠缴获和少量接收的飞机，无法形成持续作战能力，必须建立完整的航空教育体系。
中央随后决定创办航空学校。1950年，人民空军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陆续建立航校，培养飞行、领航、机械、通信等专业人员。苏联方面也提供了飞机、教官和技术支持，这为新生空军迈出第一步创造了条件。
刘亚楼抓得很紧。他要求航校不能只重视飞行训练，政治教育、纪律作风和机务保障同样不能放松。飞行员把飞机开上天，靠的不只是勇气，还要懂得服从指挥、爱护装备、严格执行程序。一次疏忽，代价可能就是生命。
在人员选拔上，航校学员来源十分广泛，有部队干部，也有青年学生，还有经过筛选的基层战士。文化基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面对的困难自然不少。有人害怕高空，有人不适应机械课程，也有人连复杂的航空术语都难以掌握。
刘亚楼并没有因此降低标准。他更看重训练方法是否得当，要求教员把难懂的理论讲得明白，把抽象的纪律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飞行前检查、起飞后报告、降落时复核，看似琐碎，却逐渐构成了空军最早的制度骨架。
1950年夏，朝鲜半岛局势急剧恶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东北地区直接暴露在空中威胁之下，人民空军的建设不再只是长远规划，而是有了现实而紧迫的战场需求。
当时的人民空军还很年轻，飞行员训练时间有限，飞机性能和作战经验也不能与美国空军相比。1950年12月，空军部队开始参加抗美援朝空战准备和作战行动。年轻飞行员必须在实战中学习，地勤人员则要在轰炸和严寒条件下抢修机场、维护飞机。
刘亚楼强调，不能因为力量弱小就畏缩不前，也不能因为急于求成而忽视训练。他主张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在训练中减少牺牲。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却决定着部队能否真正成长起来。
安子文那句玩笑话，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说得轻松。它背后体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部门共同面对的工作方式：中央定下方向，主管部门承担责任，具体干部再把一道道难题落到实处。
刘亚楼在空军建设中留下的影响，也不止是一纸任命。航校体系、飞行训练、机务保障和政治工作，都在那个时期逐步形成。空军从无到有，靠的是飞机，更靠的是制度、人才和一批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此时，人民空军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那把被安子文称作“尚方宝剑”的支持，最终落在了航校的课堂、机场的跑道和一代飞行员的训练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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