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住家保姆自述，和56岁男雇主同住，彻底爱上男主人了

我叫周秀兰，今年四十六岁，在省城做住家保姆。这行干了快十年了，换过好几家，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人家把你当自家人，不好的把你当下人使唤。我运气不算差，碰上的大多是好人。但再好的人家，你也是保姆，你心里头清楚，人家心里头也清楚。你住人家的房，吃人家的饭，拿人家的钱，干人家的活。你把自己摆正了，日子就好过。我摆得正，所以这些年过来，没出过啥大岔子。

我男人走得早，四十岁那年没的，肝上的毛病，发现的时候晚了，在医院躺了两个月，人没留住，钱花光了。我还有个儿子，那年刚上初中，成绩一般，但懂事。他爹走了以后，他跟我说“妈，我不念了，我出去打工”。我说“你敢”。他说“家里没钱了”。我说“没钱我也供你”。我咬咬牙，把他送进了县里的高中，后来又考上了省城的技校。他毕业以后在省城找了份活，修电梯，一个月挣三千多，够他自己花。我出来做保姆，一个月挣四千五，自己花一千，剩下的都攒着。攒着干啥？给他娶媳妇。他今年二十四了，有对象了，姑娘是超市的收银员，我见过一回，人实在，不挑。他们想结婚，没房子，省城的房子贵得吓死人，我攒的那点钱，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但我还是攒，攒一点是一点。

去年春天，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男雇主，一个人住，房子大，活儿不多，主要做饭打扫，工资给得高，一个月五千。我说“男雇主？”中介说“六十来岁，老伴走了，一个人过，儿女在外地。人干净，事少，不爱说话”。我说“我考虑考虑”。中介说“你考虑啥，五千块，你上哪找这价去”。我想了想，也是。我以前伺候过两口子，伺候过一家子，男的也不好伺候，但五千块确实高。我说“行，我去看看”。

那天我去了。雇主姓孙，叫孙德厚，五十六岁，刚从单位退下来。他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六楼，有电梯。房子三室一厅，一百多平，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里看报纸，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他个子高，瘦，腰板直，穿件白衬衫，灰裤子，皮鞋擦得锃亮。他看见我，站起来，把老花镜摘了，说“周阿姨？”我说“孙叔好”。他说“坐”。我坐下来，他给我倒了杯水。他说“我情况中介跟你说了吧”。我说“说了”。他说“我一个人住，老伴前年走了。儿女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我身体还行，就是做饭不行，打扫也懒得动。你主要负责做饭、打扫、洗衣服，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来”。我说“行”。他说“你住次卧，有独立卫生间，空调暖气都有。吃饭你跟我一起吃，我吃啥你吃啥。每个月休四天，逢年过节另算”。我说“行”。他说“你还有啥要求”。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明天能来不”。我说“能”。

那天晚上我回去收拾东西。我儿子问我“妈，你伺候个老头子？”我说“嗯”。他说“男的好伺候不”。我说“不知道，试试看”。他说“要是不行你就换”。我说“知道”。他把他的充电宝塞给我，说“你拿着，路上用”。我接过来，揣进包里。他又说“妈，你别太省了”。我说“我省啥了”。他说“你中午老吃馒头咸菜”。我说“我爱吃”。他说“你骗谁呢”。我笑了，说“行了，你管好你自己”。他把我送到公交站，看着我上车，车开了他才走。我从车窗看他，他站在站台上，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跟他爹年轻时候一个样。我眼圈热了一下，把脸转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孙德厚家。他给我留了钥匙，我打开门，屋里静悄悄的，他还没起。我轻手轻脚进了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里头东西不多，几盒牛奶，几个鸡蛋，一把蔫了的青菜。我把冰箱擦了，出去买菜。菜市场不远，走路十分钟。我买了鸡蛋、猪肉、白菜、豆腐、葱姜蒜，花了三十多块。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起了，坐在客厅里喝茶看报。他说“你去买菜了？”我说“嗯，冰箱空了”。他说“多少钱”。我说“三十四”。他站起来，从兜里摸出钱包，拿了五十给我。我说“用不了这么多”。他说“拿着，剩下的留着买菜”。我说“那我记个账”。他说“不用记，花完了跟我说”。我说“行”。

那天中午我做了三个菜：红烧肉、白菜炖豆腐、炒青菜。他吃得不多，但每样都尝了。吃完了，他搁下筷子，说“红烧肉烂了，白菜淡了，青菜炒过了”。我愣了一下，说“下回注意”。他说“你以前在别人家做，人家不挑？”我说“有挑的，有不挑的”。他说“我这人嘴刁，你别嫌烦”。我说“不嫌，你说我改”。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端着碗去了厨房。我听见他洗碗的声音，哗啦哗啦的。我坐在餐桌旁边，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这雇主不好伺候，但给钱多。我告诉自己，忍忍，慢慢来。

后来我就摸着他的口味了。他爱吃咸的，爱吃烂的，爱吃炖的。红烧肉要多放酱油，白菜要炖得软烂，青菜要大火快炒。他爱吃鱼，但嫌鱼刺麻烦，我就买鲈鱼，刺少。他爱吃面食，我就学着擀面条、包饺子、烙饼。他爱吃甜食，我就熬银耳汤、蒸红枣糕。他吃了满意，不说什么，但筷子夹得多，那就是满意了。有一回我做了红烧肉，他吃了三块，搁下筷子说“今天这个行”。我说“那我以后就这么做”。他说“行”。

他话少，但不说废话。早上起来看报，看到有意思的，会跟我说一句。比如“昨晚中国队输了”，比如“猪肉又涨价了”，比如“今天有雨，你出门带伞”。我应一声，他就不说了。吃完饭他有时候出去遛弯，有时候在家看电视，有时候在书房待着。我不知道他在书房干啥，门关着，偶尔听见翻书的声音，或者写字的声音。有一回他忘了关门，我路过看了一眼，他在写毛笔字，桌上摊着一张宣纸，上面写满了小楷。我没敢多看，走过去了。后来他跟我说“你会写字不”。我说“会写，不好看”。他说“我教你”。我说“我学那个干啥”。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我说“我闲不着”。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但嘴角翘了一下。

那年夏天，有一回我感冒了，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他早上没看见我做饭，敲了敲我的门，问“咋了”。我说“感冒了”。他推门进来，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说“烫”。我说“没事，我躺会儿就好”。他说“不行，得吃药”。他出去了一会儿，买了药回来，倒了热水，看着我吃下去。他说“你歇着，今天别做饭了”。我说“那咋行”。他说“咋不行，我做”。我说“你会做？”他说“我会煮面条”。他真去煮了，煮了两碗清汤面，卧了俩荷包蛋，端了一碗到我床头。我坐起来吃，面煮得有点烂，荷包蛋煎糊了边，但汤是热的，喝下去暖乎乎的。他坐在旁边，端着自己那碗吃，没说话。我吃着吃着，鼻子一酸，眼泪掉进碗里了。他说“你哭啥”。我说“没哭，烫的”。他说“你嘴硬”。我说“没硬”。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把我碗里的荷包蛋夹到他碗里，说“糊的，我吃，你吃那个”。我说“不用”。他说“吃”。我低头吃，眼泪又掉下来了。他假装没看见，端着碗去了厨房。

后来我就觉得我跟他之间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保姆，他是雇主，我干我的活，他过他的日子。现在我还是保姆，他还是雇主，但我看他的眼神变了。他早上看报的时候，我端茶过去，会多站一会儿。他遛弯回来，我给他递拖鞋，手碰着他的脚，心里头跳一下。他写字的时候，我在门外拖地，拖得特别慢。他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对面，低头扒饭，但余光一直在他脸上。他的脸瘦，颧骨高，眼窝深，眉毛浓，头发花白但密实。他不笑的时候显得严肃，笑起来嘴角有个小窝，浅浅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我头一回看见他笑，是有天早上他看报，看到什么高兴的事，嘴角翘了一下，那个小窝就露出来了。我端着粥站在旁边，愣了一下。他抬起头，说“粥凉了”。我说“哦”，赶紧放下。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知道我不该有这些心思。我是个保姆，他是我雇主。我四十六了，他五十六了。我伺候他，他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要是往别处想，就是不本分。可我管不住自己。我晚上躺在次卧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他白天说的那句话，“今天有雨，你出门带伞”。想他端着那碗面站在我床头的样子，想他把我碗里的荷包蛋夹走的样子，想他写毛笔字时露出的那截白手腕。我想着想着，脸就热了。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骂自己不要脸。我四十六了，他五十六了，我图他啥？图他有钱？他退休金是高，有房子，但那是他的，跟我没关系。图他人？他人是好，干净，正派，话少，不烦人。可我是保姆，他是雇主。我配吗？

我试着把这些心思压下去。我跟他保持距离，不主动说话，不多看他，送茶的时候放下就走，递拖鞋的时候不碰他的手。他好像觉出来了，看了我两眼，没说什么。有一回他问我“你最近咋了”。我说“没咋”。他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不说话”。我说“我话本来就不多”。他说“你以前话多”。我说“没有吧”。他说“有”。我不说话了。他也没再问。那天晚上他吃的少，吃完了把碗一搁，去了书房。我洗碗的时候，听见书房里他的毛笔在纸上沙沙响，响了好久。

第二天他跟我说“周阿姨，你要是有啥心事，你就跟我说。你要是不想干了，你也跟我说，我不拦你”。我说“我没不想干”。他说“那你最近躲着我”。我说“我没躲”。他说“你有”。我不说话了。他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不好伺候”。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躲啥”。我说“我没躲”。他叹了口气，说“行吧，你不想说就不说”。他转身要走，我叫住他“孙叔”。他站住了。我说“我不是躲你”。他说“那是啥”。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他看着我，等了一会儿，说“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他走了，我站在客厅里，站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着他说“你要是有啥心事，你就跟我说”。我想着他说“你最近咋了”。我想着他说“你不高兴”。他看出来了。他看出来了，但没戳破。他给我留着面子。他这个人，话少，但心里头有数。他知道我躲他，但他没赶我走。他没骂我，没辞我。他等着我自己说。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万一不是那个意思，我往后咋待？我要是说了，他要是嫌我，把我辞了，我上哪找一个月五千的活去？我儿子还等着我攒钱娶媳妇呢。我不能说。

可不说，心里头堵得慌。白天干活的时候，我老走神。切菜切到手指头，拖地拖到墙角撞了脚，洗衣服忘了掏兜，把他一张纸条洗烂了。他回来问“我那张纸条呢”。我说“啥纸条”。他说“放裤子兜里的”。我愣住了。他看了看我的脸，说“洗了就洗了，没事”。那张纸条是他记的一个电话号码，不重要。但他看我那眼神，像是看透了什么。我低下头，说“对不起”。他说“没事，你别往心里去”。他越是这样，我越难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我站在他书房门口，敲了门。他说“进来”。我推门进去，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宣纸，手里拿着毛笔。他看见我，把笔搁下，说“啥事”。我站在门口，手攥着围裙角，攥来攥去。我说“孙叔，我跟你说个事”。他说“你说”。我说“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说“你坐下说”。我坐下来，坐在他对面。他看着我，等着。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眼尾有皱纹，看人的时候直直的，不躲不闪。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孙叔，我这些天不对劲，是因为……我心里头有人了”。他愣了一下。他说“谁”。我说“你”。就一个字。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嗓子眼干得冒烟。他看着我，没说话。书房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沙沙的。他低下头，看着面前的宣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到我面前。我坐着没动，仰头看他。他站在我面前，瘦瘦的，白衬衫，灰裤子，头发花白但整齐。他伸手，把我攥着围裙角的手拿开，攥在他手里。他的手凉，但过了一会儿就暖了。他说“周秀兰”。他没叫我周阿姨。他叫我周秀兰。他说“你咋不早说”。我说“我怕”。他说“怕啥”。我说“怕你嫌我”。他说“我不嫌”。我说“我是保姆”。他说“我知道”。我说“我四十六了”。他说“我知道”。我说“我配不上你”。他说“你配得上”。我看着他，眼泪掉下来了。他伸手给我擦了，手背粗糙，蹭得我脸疼。他说“别哭了”。我说“我没哭”。他说“你哭了”。我说“我没哭”。他说“你嘴硬”。我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笑了。他也笑了，嘴角那个小窝露出来了，浅浅的。他说“你明天还走不”。我说“不走”。他说“那你就别走了”。我说“行”。

第二天我还是保姆，他还是雇主。但不一样了。早上我端茶过去，他会说“放这儿吧”，声音比平时软。我拖地拖到他脚边，他会抬脚，说“慢点”。他遛弯回来，我递拖鞋，他接过去的时候会碰一下我的手。他写字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他不赶我，写完了问我“你看这字咋样”。我说“好看”。他说“你懂啥”。我说“我不懂，就是好看”。他笑了，说“你嘴倒是会说了”。我说“跟你学的”。他说“我嘴不甜”。我说“你嘴不甜，但话少，话少的人说一句顶十句”。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说“以前是以前”。他说“现在呢”。我说“现在是现在”。他没再问，低下头继续写字。我站在旁边，看着他握笔的手，手指头长，骨节分明，稳稳的。

那年秋天，他把我儿子叫来吃了顿饭。我儿子紧张得不行，进门就叫“孙叔”，叫得硬邦邦的。孙德厚给他倒了茶，说“坐”。我儿子坐下，手放在膝盖上，跟小学生似的。孙德厚问他“你修电梯？”他说“嗯”。孙德厚说“那活儿累不累”。他说“还行”。孙德厚说“一个月挣多少”。他说“三千多”。孙德厚说“够花不”。他说“够”。孙德厚说“你妈说你处对象了”。他说“嗯”。孙德厚说“想结婚？”他说“想”。孙德厚说“房子呢”。他说“还……还没想好”。孙德厚说“我有个朋友在房产中介，回头我帮你问问”。我儿子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冲他点点头。他低下头，说“谢谢孙叔”。孙德厚说“别叫孙叔了”。我儿子张了张嘴，叫了声“爸”。孙德厚应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嘴角那个小窝露出来了。我坐在旁边，眼圈热了一下，低头扒饭。我儿子给我夹了一筷子菜，放在我碗里。他说“妈，你吃”。我说“嗯”。

后来我儿子结婚，孙德厚出了首付，在城郊买了套小两居。我说“这钱不能让你出”。他说“我出了，你就不用攒了”。我说“那是你的钱”。他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说“我还没嫁给你呢”。他说“那你嫁不嫁”。我说“嫁”。他说“那就行了”。我们去领了证，没办酒，就请了两桌，他儿女从深圳回来了一趟，吃了顿饭。他闺女叫我“周姨”，我应了。他儿子叫我“阿姨”，我也应了。他们走的时候，他闺女拉着我的手，说“周姨，我爸这人嘴硬，心软，你多担待”。我说“我知道”。她说“他以前不会做饭，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学会做红烧肉了”。我说“他做了三回，都不烂，第四回才烂”。她笑了，说“你教得好”。我说“他自己学的”。她说“是你把他教好了”。我眼圈红了，说“我没教啥”。她说“你教了，你教他笑了”。她上了车，从车窗探出头来喊“周姨，过年我们回来”。我说“好”。车开了，她还在挥手。我站在站台上，手举着，风把我的白头发吹起来，我也没拢。

那天晚上回了家，他坐在沙发上看报，我坐在旁边择韭菜。他看了一会儿报，把报纸放下，说“周秀兰”。我说“嗯”。他说“你说咱这辈子，过得咋样”。我说“挺好”。他说“我也觉得挺好”。停了一下，他又说“你那年说心里头有人了，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吓啥”。他说“我怕你说的是别人”。我说“我还能说谁”。他说“我不知道。反正吓了一跳”。我说“你胆子那么小”。他说“我胆子不小，就是怕你说要走”。我说“我走了你咋办”。他说“不知道。可能天天吃糊面条”。我笑了，他也笑了。他伸手把我手里的韭菜拿过去，说“我帮你择”。我说“你会择啥”。他说“我学”。他真择了，择得慢，但仔细，一根一根的，黄叶子都摘干净了。我坐在旁边看着他，他的侧脸对着我，灯光照着他的皱纹，照着他的白头发，照着他嘴角那个浅浅的小窝。我想起来那天晚上我站在书房门口，手攥着围裙角，攥来攥去，说“我心里头有人了”。他说“谁”。我说“你”。就一个字。就那一下。一下就是一辈子。

后来他身体不太好了。七十岁那年查出心脏有毛病，住了半个月医院。我在医院守着，晚上睡在陪护床上，床窄，翻个身就吱呀响。他半夜醒了，看见我躺着，说“你回去睡”。我说“不回”。他说“你在这儿睡不好”。我说“你管我睡不睡得好”。他说“你嘴硬”。我说“你嘴也硬”。他笑了，说“我嘴不硬”。我说“你嘴硬，但你话少，硬也听不出来”。他说“你倒是会说我”。我说“我跟你学的”。他攥着我的手，他的手凉，我给他捂着。他出院以后，身体不如从前了，走一段路就喘，遛弯从半小时减到十分钟。我扶着他在小区里走，他走几步歇一歇，说“我成废人了”。我说“你咋是废人”。他说“我走不动了”。我说“走不动就歇着”。他说“歇着干啥”。我说“歇着跟我说话”。他说“说啥”。我说“说你当年咋看上我的”。他看了我一眼，说“谁看上你了”。我说“你看上我了”。他说“你脸皮厚”。我说“跟你学的”。他笑了，扶着我的胳膊，一步一步往前走。小区里的花开了，粉的白的，一丛一丛的。他停下来看了看，说“这花好看”。我说“嗯”。他说“你比花好看”。我说“你嘴啥时候变甜了”。他说“跟你学的”。我说“你学啥不好学这个”。他说“这个好”。他攥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那天晚上他睡了以后，我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又圆又亮，照着阳台，照着他种的那盆仙人掌。那盆仙人掌他养了十几年了，从来没开过花，但一直绿着。他以前说，这仙人掌跟他一样，皮实，不娇气，不用人管，给点水就能活。我坐在沙发上，想着他这句话，觉得还真是。他这人，一辈子话少，不会哄人，不会来事，但实在，靠得住。我跟他，两个实在人，凑一块了。凑一块过了这些年。过得挺好。

他现在每天还是看报，还是喝茶，还是写毛笔字。我每天还是做饭，还是打扫，还是洗衣服。但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保姆，他是雇主。现在我是他老伴，他是我老头。他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忙活，说“周秀兰”。我说“嗯”。他说“你歇会儿”。我说“不累”。他说“你嘴硬”。我说“你嘴也硬”。他笑了，嘴角那个小窝露出来，浅浅的。我看着他笑，心里头满满的。我想起来那年我去他家当保姆，第一天他给我倒了杯水，说“坐”。我坐下来，他给我说工钱，说吃住，说休假。我听完了说“行”。那时候我以为就是一份工。干着干着，干成了日子。日子过成了家。家过成了命。

那天晚上他关了灯，躺在我旁边，手搭在我胳膊上。他的手暖乎乎的，但皮松了，搭在我胳膊上，像一片干树叶。他说“周秀兰”。我说“嗯”。他说“你说咱这辈子，过得咋样”。我说“挺好”。他说“我也觉得挺好”。停了一下，他又说“你说那年你要是不来当保姆，咱俩是不是就遇不着了”。我说“遇得着”。他说“咋遇得着”。我说“我去菜市场买菜，碰见你”。他说“你碰见我干啥”。我说“碰见你买葱”。他说“我不买葱”。我说“那你买啥”。他说“我买豆腐”。我说“那我就碰见你买豆腐”。他笑了，说“你嘴笨，但有时候说的话，让人想笑”。我说“那你笑”。他笑了，攥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照着窗台，照着他的那盆仙人掌。风从北边刮过来，凉丝丝的。我闭上眼睛，心里头想着，那年我四十六，他五十六，我站在书房门口，手攥着围裙角，说“我心里头有人了”。他说“谁”。我说“你”。就一个字。就那一下。一下就是一辈子。

日子还长着呢。

【创作声明：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