寝殿里的药气已经压不住了。
光天元年五月，成都的暑气从窗缝里钻进来，混着汤药煨了太久的苦味，沉甸甸地落在帷帐四角。
七十二岁的老人侧卧在榻上，手指搭着被角，一下一下地捏，像是在数什么。
他数的大概是日子。
从许州舞阳的牛棚里跑出来那天算起，到此刻躺在自己宫殿的枕上，中间隔了五十多年。
他叫王建。
但在那一年，成都城里城外，没人敢直呼这个名字。
一
王建病重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大臣们被召入寝殿。
据《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王建留下的遗命主要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关乎太子：“太子仁弱，朕不能违诸公之请，逾次而立之。
若其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之。”
他不放心王衍，但也知道自己拦不住徐妃和宦官们推上去的这个儿子，只能退而求其次，保他一条命。
第二层关乎国事：“但王氏子弟，诸公择而辅之。”
这意味着他默认了太子可能不堪大任的事实，把选择权交给了老臣们。
第三层关乎外戚：“徐妃兄弟，止可优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预政，以全其宗族。”
这句话说得极重。
不是“不宜”，是“慎勿”。
王建清楚徐家兄弟是什么人。
他也清楚，自己活着的时候压得住他们，自己死了，王衍压不住。
六月初一，王建病故，终年七十二岁。
庙号高祖，葬于永陵。
从遗言到咽气，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比遗言本身更能说明前蜀宫廷的真实局面。
二
关于王建的死，正史里其实有两种说法并行。
第一种说法关乎肉体。
一个出身卑微的人，从屠牛盗驴贩私盐起家，身上有刀伤，骨头里有湿气，五脏六腑里埋着五十多年行军打仗落下的暗疾。
《新五代史》说他“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样一个人能活到七十二岁，本身已经是奇迹。
到晚年，“建年老昏耄”，精力急剧衰退。
一个靠身体打天下的人，身体先于意志垮掉了。
第二种说法关乎政治。
《新五代史》紧接着记了一句极关键的话：“及建疾，以兵入宿衞，謀盡去建故將。
故將聞建疾，皆不得入見。”
宦官唐文扆在王建病重之际，以兵入宿卫，试图隔绝外臣与皇帝的联系，把老将们挡在宫门之外。
这意味着，王建在生命最后阶段，可能已经处于半被控制的状态。
他的遗言是不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说出的，本身就存疑。
后来王宗弼等人“排闥入”，强行闯进宫门，揭发唐文扆“欲为变”，唐文扆才被拿下。
两种说法未必互斥。
肉体衰朽是事实，政治阴谋也是事实。
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躺在病榻上，外面的人在用他的名义争夺权力，而他大概已经分不清哪些话是自己想说的，哪些话是别人凑在耳边替他“回忆”的。
三
王建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挣扎，比遗言所呈现的要复杂得多。
他原本不想立王衍。
王衍是第十一子，也是最小的儿子，母亲是徐贤妃。
《新五代史》记载：“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己，而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
王宗輅长得像他，王宗杰最有才干。
这两个人里，他更倾向于王宗杰。
据《十国春秋》所载，“高祖以宗傑于諸子最材賢，頗欲立之”，态度很明确。
但徐妃得宠。
她与宦官唐文扆联手，“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
相者说王衍的相貌最贵，宰相张格上表支持，徐妃在枕边吹风。
三重力量叠加，王建最终点了头。
一个靠武力打天下的老人，在立储这件事上，被后宫和宦官联手做掉了判断力。
更深层的焦虑在于，他对这个决定始终不放心。
夹城中的一幕被记了下来：王建经过夹城，听到太子王衍和诸王斗鸡击球、喧呼嬉闹的声音，叹道：“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
他厌恶张格，但因为徐贤妃庇护，最终没能罢免。
一个开国之君，在自己的晚年，连罢免一个宰相都做不到。
王宗杰的存在让这种焦虑变得更加尖锐。
光天元年二月，王宗杰多次陈奏时政，王建“賢其才，陰懷廢立之意”。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宗杰暴亡。
《资治通鉴》只记了三个字：“暴薨。”
王建对此“深疑之”。
谁下的手，史书没有明写。
但王宗杰死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王建心里应该清楚。
四
王建处理“功高震主”这件事，不是从王宗杰开始的，甚至不是从称帝之后开始的。
王宗涤的事，发生在前蜀建国之前，但它的阴影一直延续到王建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宗涤本名华洪，颍川人。
《九国志》记载，王建将入蜀时，“募勇敢之士，以宗涤为厩将”，华洪从此进入王建的视野。
他“膂力驍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戴”，从一个厩将一路升到威信都指挥使。
大顺二年，王建进入成都，华洪领前锋兵夺取星宿寨，进攻七里亭，以功表授威信都指挥使。
此后他先后击败兴元杨守亮、绵州杨守厚、彭州杨晟、东川顾彦晖，乾宁四年随王建吞并东川，被拜为东川留后，不久正拜东川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王建收他为养子，赐名王宗涤。
天复二年，王宗涤领兵夺取山南西道。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记载，西川军乘胜至城下，“王宗涤帅众先登，遂克之”，王建尽得剑南三川，拜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这是王宗涤功业的顶点，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资治通鉴》接着记了一句极不寻常的话：“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
得众心，本来是好事，但在王建眼里，成了致命的危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书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王建修建府门，“绘以朱丹”，蜀人称之为“画红楼”。
王建认为“画红”与“华洪”谐音，将来可能应验。
一个谐音，成了杀机的引线。
真正动手的是王宗佶。
王宗佶是王建第一个养子，本姓甘，豫章人，一直以长子自居，在前蜀建立后更是谋求皇位继承权。
他嫉妒王宗涤的功劳，“疾其功，复构以飞语”。
飞语的内容史书没有详载，但效果是明确的：王建召王宗涤至成都，当面责问。
王宗涤的回答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他说：“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
这句话只有十几个字，但分量极重。
他没有辩解，没有求饶，甚至没有否认“不臣之心”的指控。
他说的是事实：三蜀已经平定了，你现在可以杀功臣了。
一个刚刚帮你打下整个四川的人，站在你面前，平静地告诉你，你打算做的事，本质上就是“杀功臣”。
《资治通鉴》接着记载了执行的方式：“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缢杀之。”
唐道袭是王建最亲信的马军都指挥使，被派去请王宗涤喝酒。
酒喝完了，绳子套上去。
整个过程没有公开的审判，没有正式的罪名，没有朝堂上的辩论。
一个节度使，一个养子，一个为前蜀打下半个江山的人，死在一顿夜酒之后。
成都的反应被史书记了下来：“成都为之罢市。”
四个字。
罢市意味着什么，不需要解释。
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判断：这个人不该死。
王建后来追认了王宗涤的功绩。
据《十国春秋》所载，“建称帝乃复其官爵”，前蜀建立后，王宗涤被追认为开国功臣，追还官爵。
但王宗涤已经死了五年了。
一个死去的功臣被平反，活着的人会怎么想，王建大概也清楚。
但他还是做了。
是良心不安，还是政治需要，史书没有说。
能确定的是，在王建临终前回忆平生的时候，这件事一定在脑子里转过。
五
刘知俊的事，发生在王建死前不到一年。
刘知俊是徐州沛县人，字希贤，绰号“刘开道”。
他最早在感化节度使时溥手下做列校，“姿貌雄杰、倜傥，有大志”，但“因有勇略遭时溥所忌”。
大顺二年，他率众二千投降朱全忠，从此在宣武军中崛起，“披甲上马，轮剑入敌，勇冠诸将”，朱全忠命他统领左右义胜两军，又用为左开道指挥使，于是得了“刘开道”的名号。
他后来叛了朱全忠。
原因据《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的记载，是朱全忠猜忌诸将，屡杀功臣，刘知俊惧诛，先投岐国李茂贞，后奔前蜀。
王建拜他为武信军节度使，让他反攻岐国，夺取秦、凤、阶、成四州。
《朝野佥载》里有一句关键的记载：刘知俊奔蜀后，“王建虽加宠待，然心疑之，常曰：‘刘知俊非能驾驭者也。’
”一个能驾驭不了的人，留着就是隐患。
刘知俊在前蜀确实有功，替王建打下了对岐国的几场胜仗。
但《新五代史》的记载很清楚：“建虽待知俊甚厚，然阴忌其材。
而蜀人亦共嫉之，遂见杀。”
阴忌其材。
又是这四个字。
和当年对王宗涤的“忌之”如出一辙。
天汉元年十二月，刘知俊被逮捕，斩于成都炭市。
炭市是成都城中一个具体的场所，杀人的地方选在炭市，大概是因为那里人多，看得见。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据《朝野佥载》所记，刘知俊被杀之后，“建不豫，见刘为崇，因粉刘骨投之江”。
王建病重时，出现了幻觉，看到了刘知俊的影子。
他把刘知俊的骨头磨成粉，投进江里。
一个七十二岁、快要死的人，下令把一个人的骨头磨成粉末扔进江中，然后躺在床上，等着自己咽气。
这件事如果为真，它说明的不仅仅是残忍，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恐惧。
刘知俊的悲剧，和乱世的逻辑直接相关。
在一个叛变是常态的时代，忠诚本身就没有多少价值。
刘知俊叛过时溥，叛过朱全忠，叛过李茂贞，到了前蜀，王建凭什么相信他不会再次叛变？
反过来，刘知俊凭什么相信王建不会杀他？
朱全忠杀功臣的先例摆在那里，王建阴忌其材的传闻也在流传。
信任的成本太高了，高到双方都付不起。
于是猜忌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六
王建活到七十二岁，在那个年代算是长寿。
他见过太多人：田令孜、陈敬瑄、顾彦朗、杨守亮、李茂贞、朱全忠、王宗涤、刘知俊。
这些人里面，有的被他收为养子，有的被他拜为节度使，有的被他缢杀在夜酒之后，有的被他斩于炭市。
他在乱世中活下来的方式，就是比别人更早地判断谁是威胁，然后比别人更快地动手。
但动手之后呢。
王宗涤死了五年，他追还了官爵。
刘知俊死了不到一年，他在病中看见了对方的影子。
王宗杰暴死，他“深疑之”，但最终什么也没做——如果做了，王衍大概就不会坐上那个位置。
遗言里对徐妃兄弟的警告，在他死后立刻被证明是徒劳的。
王衍即位后，徐氏姊妹“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
王建在遗言里说得清清楚楚，不要让他们掌兵预政。
他说了，但没有人听。
前蜀的寿命比王建本人还短。
王建死于918年六月，前蜀亡于925年十一月。
王衍在位七年，投降后唐，次年被杀。
王建在夹城里听到斗鸡击球声时的那一声叹息——“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之乎”——七年之后就应验了。
王建自己大概也预见到了这个结局。
不然他不会在遗言里同时说三件互相矛盾的话：保全王衍，另择王氏子弟，提防徐家。
这三件事不可能同时做到。
他说出来，不是因为它们矛盾，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不了了。
一个控制了一辈子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承认了失控。
永陵在成都西郊，至今还在。
墓室里的石雕二十四乐伎，手里拿着不同的乐器，姿态各异的动作被刻在石头上，一千多年没有变过。
王建活着的时候，这些乐伎大概真的在他面前演奏过。
他听着那些声音，坐在成都的宫殿里，面前是跪拜的百官，身后是蜀地的山川。
那时候他大概觉得，这个基业可以传给子孙万代。
但历史给他的时间，从称帝到去世，只有十一年。
从遗言到咽气，只有二十多天。
成都的炭市后来大概也不卖炭了。
罢市的那个九月，市场上的摊位空着，人们站在街边，不说话。
那是一座城市能为一个被缢杀的功臣做的全部。
王建应该知道这件事。
他下令追还官爵的时候，成都的人大概也还记得那个罢市的下午。
有些事，不是追一个官爵就能抹掉的。
但王建还是追了。
追了，说明他知道。
知道，但还是做了。
这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的逻辑。
龙得盘着，凤得趴着——不是因为龙和凤愿意，是因为那把椅子容不下第二个站起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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