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咸阳宫。嬴政站在巨大的舆图前，手指缓缓划过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的名字，被一道道朱砂线连接起来。殿外，秦军的黑色旌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这一年，他三十九岁，完成了前人从未做到的事。
可很少有人停下来想想，在他之前，那六位被贾谊一笔带过的秦国君主——“奋六世之余烈”——究竟各自做了什么？六个人，一百多年，谁真正把秦国从“诸侯卑秦”的泥潭里拽了出来，又是谁把六国的脊梁骨彻底打断？
我先把结论撂在这儿：秦孝公给了秦国一副骨架，但真正把骨架长成巨兽的人，是秦昭襄王。
等等，我想想。这么说是不是对孝公不太公平？毕竟没有他，商鞅可能一辈子就是个魏国的小吏。
先看孝公。公元前361年，二十一岁的嬴渠梁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他爹秦献公折腾了二十来年，国力是涨了点，但河西之地还在魏国手里攥着。“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六个字刻在他心里，像一根刺。他发了求贤令，招来了商鞅。商鞅跟他聊了三次，第一次讲“帝道”，孝公听得直打瞌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没劲；第三次讲“霸道”，孝公“善之”，一拍即合。商鞅变法干的事，说白了就是把秦国改造成一台耕战机器：废井田、开阡陌、军功授爵、连坐告奸。效果立竿见影，秦国“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孝公在位二十多年，把河西收了回来，魏国被迫迁都大梁。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得很清楚：“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
孝公的贡献是底层的、结构性的。没有这套制度，后面的人再能打，也就是昙花一现。
但问题在于，制度本身不会自动扩张。孝公死后，惠文王干了一件很微妙的事——车裂了商鞅，却没有废商鞅之法。这个人精明得很。他杀商鞅，是因为商鞅威望太高，功高震主；他不废新法，是因为他知道那套东西管用。惠文王还做了一件孝公没来得及做的事：称王。公元前324年，他自称秦王，成了秦国第一个“王”。名分这个东西，在战国时代不是虚的。称王意味着秦国不再把自己当“诸侯”，而是把自己当“天下”。
惠文王更大的手笔，是张仪和司马错。张仪的连横术，把六国合纵搅得七零八落；司马错灭蜀，让秦国拿到了“巴蜀之饶”。巴蜀是什么？是粮仓，是后方，是秦国后来打长平之战时源源不断往前线运粮的底气所在。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把秦国的疆域翻了一倍不止。
可说实话，惠文王是把刀磨快了，但真正捅进六国心脏的，还是秦昭襄王。
昭襄王这个人，在位五十六年，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前四十多年，实权不在他手里——先是宣太后，后是魏冉，他就是个坐在王位上的“影子”。直到公元前266年，他听范雎的话，收回宣太后的干政权，驱逐“四贵”，才算真正亲政。一个在位三十多年才亲政的君主，听起来挺窝囊的吧？
但接下来二十多年，他干的事，把“窝囊”两个字彻底翻了过来。
范雎给他提了“远交近攻”四个字。王立群在《百家讲坛》里评价这个方针，说它是“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操作性非常强的统一中国的方针”。昭襄王拿了这根针，开始一针一针地扎。
伊阙之战，白起斩首韩魏联军二十四万，秦军东进的路彻底打通了。鄢郢之战，白起水淹鄢城，楚军数十万人葬身鱼腹，楚国的都城郢被攻占，被迫迁都，从此一蹶不振。华阳之战，斩首魏赵联军十余万。然后就是长平。
公元前260年，长平。赵括替下廉颇，秦军诱敌深入，围困四十六天。赵军断粮，人相食，最终四十余万人投降。白起下令坑杀，只放了二百四十个年纪小的回国。长平之后，赵国“壮者尽于长平”，从此再也没有能力跟秦国正面抗衡。
长平之战不是一场普通的胜仗。战国七雄里最能打的赵国，被打断了脊梁。剩下那几个，谁还挡得住秦军？
昭襄王还做了两件事，意义深远。一件是灭亡了西周国，把周赧王迁到咸阳，九鼎入秦，八百年周朝的命脉在他手里断了。另一件，他确定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王——的选择，客观上为嬴政继位铺了路。孝文王在位三天就死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庄襄王在位三年，灭了东周残余，设了三川郡，但也就是收了个尾。真正把六世积累转化成不可逆转优势的，是昭襄王。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孝公给了秦国一套能持续运转的制度，这很了不起，是“从零到一”。但昭襄王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把秦国的疆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宽度，把韩、魏、楚、赵这些主要对手逐个打残。到他在位末期，秦国“以天下之大，诸侯之地不足以为秦之敌”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制度是根，战争是果。孝公种了树，惠文王浇了水，昭襄王摘了果实——不只是摘，他还把周围那些树的根都刨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