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时代的反思|商品经济|时代|社媒|自然经济

努力让每一篇文章经得起时间的炙烤

旁观不必冷眼，看清只为自洽

作者 | 诚挚

校对 | 凌尘

字数：2284；用时：7min

温和派是很少发言的，不然就不是温和派了。所以网络舆论空间被极端言论所占据并不奇怪。

极端言论之所以多，很大一部分是流量逻辑指导下的剧本演绎以及这种剧本演绎影响下的跟风堆叠。那些真正在评论区表达过极端言论的人们，也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他的极端性。最终用极端言论去指导生活的人是极少的。

极端言论强势了，原本的少数派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少壮派，少壮派会自我感觉的成为窥破天机的逆勇者。

壹

老读者都知道，我在前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围绕热点确定选题。写了不少文章，平台给到的流量虽不算多，但要比现在好得多。

可是围绕热点写的越多，平台给到的流量越大，我就越发现不论我以何种严谨的态度去求证事实和推演逻辑都无济于事——绝大多数在评论区留言的人并不会看文章的内容和逻辑，他们只是急迫的想要表达自己此前早已确立的认知，以一种充满情绪的辞令表达对文章观点的反对或者支持。

这并不是我熬夜执笔想要看到的结果。

我始终认为只有摆脱情绪辞令的理性表达才是有效的沟通，只有突破原有认知基础上的认知突围才是真正的成长。不断收获思维和知识上的新知即是人格完善的手段，也是人格完善本身。

我慢慢地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当热点讨论已经进入无序状态，触及热点本身就是在制造和激化矛盾。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由得展开反思。

凡是只问因果，不问对错。这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可种错因结错果，种恶因结恶果是对的吗？因果自洽就等于合情合理吗？这显然无法说服理性的思辨。

小时候住在农村老家，村里有很多洋槐树。几乎所有的槐树都长得曲折回肠，东倒西歪。它们粗壮虬劲，充满力量，有的倒向屋檐，有的歪向池塘。即便把它们砍了或者折断，也不可能改变它们的生长方向。

在诗人的眼睛里，这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田园美景。在房主的眼睛里，这是一处墙倒屋塌的悬顶隐患，在塘主的眼睛里，这是一片遮光抑藻的水上难题。

对错的标准可以随时代的发展动态变化，但并不等于说对错可以没有标准。标准的讨论也可以随立场的转移发生变化，但并不等于说标准可以左右摇摆。

把对错标准的讨论拖入事实上我行我素的任意，是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享乐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和任何试图粉饰内在不安的逃避龟缩和自私自利，进行自我动机合理化的诡辩并无本质区别。

贰

9月初，江西赣州一女孩违反现行低保政策规定，在多方劝阻的情况下执意前往香港观看明星演唱会。因该行为触发了《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所设的低保取消机制，导致该家庭恐将被取消低保资格。

网上的评论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满足个人精神欲求和保全关乎全家生存保障的基础权益之间，她最终选择了站在自己一边。

有人说，难道穷人家的孩子就不配看演唱会了吗？这句话很有蛊惑性，煽动性。

穷人家的孩子当然有资格看演唱会。但穷人和穷人是不一样的，演唱会和演唱会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女孩的家庭不吃低保，她家再穷，想去哪看演唱会就去哪看演唱会，没有人会拦她。虽然这女孩的家庭吃着低保，但她只要不离境，随便去赣州、南昌、北京、上海，哪怕去和香港一湾之隔的广州、深圳看任何人的演唱会，也不会有人拦她。

可她偏不，她要随心所欲而不顾矩。

我们当然可以尊重一个女孩的爱好和梦想，或许在香港的这个场馆举办的这个歌星的这场演唱会对她来说具有某种命中注定的唯一性。以至于在她看来这种唯一性值得用全家人的生存保障来换取。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女孩的年少轻狂。谁还没年轻过？我们愿意相信，待到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女孩终将脱去稚气，迈向成熟。

那么谁又能笃定，今天这个可以为了一场演唱会而不顾父母和家庭处境的女孩，明天不会为了一场演唱会而不顾工作、家庭、丈夫和子女？甚至不顾自己。

槐树是长歪的，人生之路是“走岔的”，我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今天的中国，男女对立、亲子对立之风甚嚣尘上。在此氛围影响下，独身主义、闪婚闪离、丁克家族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宽容。

以女性青年群体为主的追星族，通过被资本操控的打榜、拉踩、互撕等有组织的对立行为戕人和自戕。

在经济结构转型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一部分青年人中不但未展现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反而被一本叫作《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的书作牵着鼻子走，一时间成为各大社交媒体热炒的现象级话题。在这一批中国人的认知里，已经无需考虑中日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仅靠一个“都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前置条件，中国就已经无法避免陷入日本式经济社会改革失败的衰退魔咒了——既然无法避免，莫不如顺理成章心安理得的骂骂咧咧，躺平摆烂。

对于这些现象，我曾多次以十分冷峻的笔调进行批判。

但仅仅停留在对当事人的批判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往更深处思考。

叁

没有跨学科的思辨能力，没有长周期的历史视野，很多问题是看不明白的。我读了不少大V博主的文章，其中有很大一批博主是在迎合、放大和利用当代极端派的焦虑和不满的过程中成为大V的。你不能说他们探及的问题不存在，但他们除了强化了这种焦虑和不满，至多讲一些个体根本无法触及的宏观解题思路（这些思路往往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以外，并没有给他们的读者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个人层面的操作建议。

而我们之所以展开阅读，最终的目的是在理解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过程中处理好自己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处理自己和时代的关系，而是处理“好”自己和时代的关系。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家庭都始终是一个社会最基本最稳固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单元。当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问题，最直接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家庭，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那么家庭和家庭教育为什么会出问题？既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那么系统性的家庭问题一定是某种系统性社会问题传导的结果和反映。

我们就尝试顺着这个思路做一些探讨：我们身处的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如果想要详细的论清这个问题，大概需要从1949年谈到2026年，在这样一篇小短文中实现这个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不得不略过一些背景知识而直陈结论。如果大家对其间的陈述和结论有疑问，可以留言、私信，也可以问元宝、豆包。

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把握当代中国的任何问题，首先要学会把握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问题。

1978年施行了改革开放。“改革”是原有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是对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国家的开放。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市场化、工业化（这里的工业化区别于前30年的工业化）、城镇化，然后是紧随其后、正在加速演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智能化。

简言之，对中国这样一个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传统农业大国而言，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资源、资本、人口和生活方式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

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和城市的边界相对清晰。在头三十年建立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医疗和教育体系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尚且可以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应付生活。虽然贫苦，但还不必过多的为“赚钱”发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民被迫以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卷入到商品经济的生活方式之中。收支倒挂、入不敷出的账单逼迫着农民撇下妻小，背井离乡，放下锄头，离开土地，走进城市，走进工厂。

当代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最令人唏嘘的群体同时出现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

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主要是传统农村自然经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破产后，农村已婚育适龄劳动力在户籍分轨和价格机制夹击下被迫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产生的。

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低落的童年用一生治愈。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个体在童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将对其性格的养成起到奠基性的作用。长时间和父母的分离，则是一个人童年的重大破溃。

更重要的是，当家庭功能在子女教育上缺位时，原本以公社、大队形式存在的村集体机构以及依附在公社和大队体制之上的乡村小学和乡村卫生院也开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迅速瓦解和变质——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浪潮，人心思动，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提供公共保障的意愿上远不及早先的公社和大队，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忙着赚更多的钱。

父母缺位，村社瓦解，政府退出，留守儿童的早期教育问题最后只能是谁家的孩子谁家老人抱走。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乡村，精力和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时代需要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们用他们孤独而衰老的身影拖拽着一个又一个幼小的心灵。

与此同时，资本以市场经济之名几乎渗透到所有散发着利润气味的时空：

1997年的前后，香港电影《古惑仔》系列的传播，让那些乡镇中学里的“学生混子”找到了“混”的方式和方向；2001年9月，《传奇》公测，“网吧包夜”开始成了中学生群体中最时髦的课余活动；2005年，《超级女声》爆火。“粉丝”的概念第一次规模化、组织化进入中国民众的视野；2014年，TFBOYS组合的爆火向资本证明了依托互联网的“养成系”偶像打造法的巨大市场空间；2018年《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的成功让“打榜”“应援”“控评”“反黑”“互撕”“PC”“唯粉”“数据女工”等饭圈概念彻底走向大众前台；2010年，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成为一代人无法抹去的复杂记忆；2015年前后，随着大量节目切片在网络上的流传和发酵，一档叫作《爱情保卫战》的节目开始走进大众视野，情感导师涂磊尖刻极端的言论影响或者说重塑了一代适婚青年的婚育观念。

这些变化完整准确的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居住在农村的中国人：1980年出生的人，到1997年前后刚好17岁，正是看古惑仔电影的最佳年龄。当他们的子女准备读小学时，《超级女声》为他们完成了从追星和粉丝经济的启蒙。到了TFBOYS出道时，他们已经步入中学，成为饭圈砧板上最肥美的韭菜。等到初中辍学，在工厂里打了几年螺丝，准备结婚时，马诺和涂磊早已为他们完成了全新的婚恋观塑形。

今天有一部分国人要么像“巨婴”一样迟迟无法完成社会化转型，要么把“价值交换”的理念泛化进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说不是从沉溺网络暴力和婚恋关系的破溃开始的。市场经济冲击和重塑中国人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在公共媒体失守意识形态阵地的大背景下，畸变的婚姻观开始被房地产资本所引导和利用。农民从乡村的瓦屋搬进县城的楼房一向被描绘成生活富足、社会进步的图景。但在我看来，对很多朴实的农民来说这更像一个陷阱，一个梦幻泡影一般的陷阱。中国房价的最高点，恰是中国县域城市农民进城置业的最高潮。靠候鸟式打工挣钱、没有五险一金、没有职业规划的农民工为了帮助子女进城结婚，事实上成为中国县城城镇化饮鸩止渴的最后一哆嗦。

进城置业之后，属于农民的代际返贫危机才刚刚开始。

农民变市民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从村舍搬进了楼房，从种地变成了打工，从赶大集变成了逛超市。农民和市民的根本区别是有没有摆脱传统小农类型的稳定的非农收入，有没有城镇医保，有没有住房公积金，有没有退休年龄，有没有退休金。

没有这些制度保障，农民进了城还是农民，甚至还不如留在村里的农民。

从农村到城市，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切都变得的商品化了。这对很多被迫进城的农民工的县城二代将是一个巨大的生存挑战和返贫陷阱。

现在正值国庆假期，如果走进绝大多数中国的县城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物价堪比一线城市，但商场的火爆程度却远超我所在上海。这种现象被官媒称为“县域经济的火爆”。但这实际上不过是刚刚走进县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一种透支远期生存资料和舍弃二代发展投资的攀比所造成的幻觉，是一种暴发户心态下的你追我赶和虚荣心作祟。

前段时间，“高考账单”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高考账单”的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并不是所谓的收入水平或者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而是在诸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接受在大学期间像我那个时候苦行僧般的校园生活方式了。等他们毕业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挣得那点可怜的工资全部用在维持大学期间养成的消费习惯上还不够，信用卡、黑网贷无缝衔接，毕业即负债。

欲壑难填，消费至上。精神撑不起物质，灵魂追不上脚步。

肆

无论时代如何的风云激荡，都可以鉴往知来。也只有鉴往的人，才有机会知来。

我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并不代表看不到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任何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都是双刃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系统性改革，也伴生了一系列统性问题。国家疏解宏观问题的思路与个体疏解微观问题的思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一样。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矫枉必然过正。宏观如此，微观亦如此。

从上山下乡到知青返城，从恢复高考到高等教育扩招，从福利分房到住房分配货币化，从清理“三角债”到国企工人迎来下岗潮，从全民炒房到“房住不炒”，从批评新闻自由到社媒群魔乱舞……

今天之中国所遭遇的问题和历史上任何时候所遭遇的问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历史的范畴，时代的范畴，都将在矫枉过正和物极必反之间回到属于它的均衡状态。只是这种社会运动所引发的摩擦力太过巨大，在这个摩擦的过程中，很多人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润滑剂。

宏观上每一次调整都是必要的，但从微观上讲每一次调整也都要牺牲掉一批人，这就是历史规律的残酷性。每当谈到这种残酷性的时候，人们往往只会想到个体的脆弱性，但实际上还有很多时候体现的是个体的盲目、投机和妥协。

要避免个人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就要从个人层面拒绝盲目、投机和妥协的人生。要避免家庭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就要从家庭层面拒绝盲目、投机和妥协的人生。家庭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家长保持足够的冷静、清醒和务实。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段话所蕴藏的人生哲思适用士农工商的各个阶层。

无论在任何时代，子女的问题，首先是父母的问题。子女问题的解决，也首先依赖于父母自身问题的解决。事实上，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进入尾声，越来越多的父母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有能力做出改变。

改变正在发生，改变已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