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间曾出现一条醒目的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而是许多人多年期待的集中表达。那时，北京已经证明自己能够承办大型国际赛事，申办奥运会，便从愿望逐渐变成了可以认真筹划的事情。

更早之前，北京建设亚运会场馆时，就在奥体中心附近预留了大片土地。这个细节很有意味：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确定奥运会何时来到中国，却已经为更大规模的赛事留下了空间。后来，这片土地上建起了奥林匹克公园，成为北京承办奥运的重要基础。

中国与奥运会的缘分，起点并不在申奥文件上。1924年，邓小平正在法国勤工俭学，巴黎举办第八届奥运会。他酷爱足球，却买不起决赛门票，只好把外衣送进当铺，换来五个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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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他回忆那场比赛时说，自己坐得太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但记得冠军是乌拉圭队。这个小插曲并不显眼，却说明奥运会早已进入中国青年的视野。只是那时的中国，连稳定参加国际赛事都十分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逐步发展。1952年，中国派出四十人的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此后，由于国际体育组织中出现制造“两个中国”的做法，中国奥委会在交涉无果后，于1958年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这段中断持续了二十年。中国运动员在不少项目上取得成绩，却无法站上奥运赛场。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台湾以中国的一个地方性体育组织名义保留席位，这一安排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

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2月，他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负责人时谈到，中国可以考虑在1988年前后举办奥运会，但前提是先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他看得很清楚，申办奥运不仅是体育问题，也牵涉国家主权和国际地位。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重新回到奥运赛场。许海峰夺得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邓小平观看转播后十分高兴。他说，体育搞得好不好，影响很大，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文明的表现。

这枚金牌的意义，远不止奖牌本身。它让外界看到中国运动员的实力，也让中国社会重新建立起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的信心。1982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登上金牌榜首，1990年北京成功举办亚运会，申办奥运的条件逐渐成熟。

1991年2月22日，北京向中国奥委会递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到了同年12月，北京又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请文件。1992年，北京与柏林、悉尼、曼彻斯特等城市一起成为候选城市。

真正决定胜负的时刻，发生在1993年9月23日至24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会议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投票进入最后阶段后，北京与悉尼展开竞争。最终，悉尼获得45票，北京获得43票，以两票之差落败。

消息传回北京，很多人难以接受。有人在地铁车厢里贴出“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标语。邓小平当时已经年事很高，工作人员担心影响休息，没有让他观看深夜转播。第二天，他听到结果后说：“预料中的事，有什么了不起，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话说得平静，却很有分量。申办失败并没有让他把原因简单归结为准备不足。1993年10月1日，他在与伍绍祖谈话时指出：“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随后他又提醒，西方的许诺不能轻易相信，只有真正拿到手的东西才算数。

这番话所针对的，是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北京申办期间，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公开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美国国会也曾出现阻挠北京申奥的动议。国际舆论、政治立场和体育规则彼此交织，使那场投票早已不只是场馆、交通和组织能力的比较。

不过，邓小平并没有把失败当成停下来的理由。有人问：“还要不要继续申办？”得到的回答很明确：“继续。”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组织能力和国际交往水平的重新判断。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那时邓小平已经于1997年2月19日逝世，未能亲眼看到结果。但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到洛杉矶赛场的第一枚金牌，再到北京亚运会和两次申奥，这条路并不是一夜之间铺成的。

1993年的两票之差，留下了遗憾，也留下了教训。对邓小平而言，申奥只是一个具体目标，真正要紧的，是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