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4日，北京医院，病中的李敏迎来了堂嫂韩瑾行。两人许久未见，话题没有停留在病情上，而是从各自的生活，谈到了韶山正在筹备的毛泽东诞辰百年纪念活动。
韩瑾行告诉她，韶山方面正在规划纪念馆配套建设，乡亲们也主动捐出积蓄。消息传到李敏耳中，她明显高兴起来。对她而言，这不只是一次纪念活动，更是父亲与家乡之间一段长久的联系。
谈到捐款时，李敏没有多作解释，转身取出刚领到的工资。那是一笔三百八十多元的钱，在当时并不算宽裕家庭可以轻易拿出的数目。韩瑾行还没来得及劝阻，李敏又进屋翻找抽屉。
零零散散的钞票和零钱，被她一张张收拢起来。清点之后，竟有三千多元。韩瑾行赶紧说道：“太多了，你自己也要留些生活费。”
李敏没有争辩，只平静地回答：“我是毛泽东的女儿，理应多捐一点。”
这句话听上去简短，却与她一生的经历有关。李敏幼年并没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1936年，她出生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乳名“娇娇”。当时革命队伍处境艰苦，住所简陋，连照料产妇和孩子都十分困难。
出生几个月后，贺子珍赴延安抗大学习，孩子被送到老乡家中抚养。后来，贺子珍因伤病辗转离开，李敏也随母亲前往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后，母女生活再次陷入动荡，疾病和饥饿一度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那段岁月里，李敏虽有父母，却长期见不到父母。她曾因病被送入医院，病情严重到医生认为难以救治。贺子珍不愿放弃女儿，将她带回身边照料。母亲后来又被送入疗养机构，李敏重新回到儿童院，母女二人由此失散。
1947年，王稼祥赴苏联处理有关事务，才辗转找到贺子珍母女。李敏见到母亲时，贺子珍的头发已经被剃去，母女相对，许久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同意她们回国。同年冬天，母女结束了长达数年的离散。
回国后，李敏曾给父亲写信。毛泽东没有写长信，而是发来电报，叮嘱她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后来，李敏被接到父亲身边读书。毛泽东根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的“敏”字，为她取名李敏。
这个名字伴随她走过了以后的人生。她在北京读书，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后来与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孔令华结为夫妻。1959年，两人举行婚礼。婚后，他们曾在中南海居住，后来又搬出，开始过普通家庭的日子。
离开父亲身边，并不意味着生活立刻变得轻松。李敏身体一直不好，后来还因病减少工作。她平时生活简朴，很少公开露面，家中陈设也十分简单。她曾自嘲，刚开始独立过日子时，只会做鸡蛋炒西红柿。
因此，韩瑾行担心她把积蓄全部拿出来，并非没有道理。李敏手中的钱，有工资，也有后来组织分给她的款项。那些钱在她看来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财物，而是父亲留下的手稿收入，以及母亲去世后组织给予的照顾，她一直把它们保存起来，当作对父母的念想。
韩瑾行仍劝她：“这次先带一部分去，具体情况了解清楚，再决定捐多少。”李敏起初不愿松口，坚持把钱带到韶山。见她态度坚决，韩瑾行只好折中，答应先带一千元，其余款项以后再商量。
一笔钱的多少，当然不能替代亲情，也不能概括李敏复杂的人生。但在那个场合，她并没有把自己看作特殊家庭成员，而是把这次捐款理解为女儿对父亲家乡的一份责任。临别时，韩瑾行请她参加纪念活动，李敏点头答应：“我一定去，也要感谢韶山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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