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春节，《流浪地球3》将要上映。中国科幻崛起，不再科幻。
但把时间拨回三十多年前，这本后来撑起中国科幻的杂志，差点连3万册的生死线都过不去。救活它的，不是哪篇神作，而是一张画。
一张立体画，救活一本杂志
1993年，更名为《科幻世界》才两年的这本杂志再次改版，在封底印上了整版三维立体画——一种需要用视觉错觉从图片里看出另一幅图画的时髦玩意。
结果，中学生们疯狂购买，为了看图而非读科幻。这本杂志由此订阅量一举突破3万生死关，一年后达到10万册。
中国科幻从这个本身就很科幻的“奇点”开始，用了30年，走向科幻大爆炸。奇点不是起点，中国科幻的诞生更早，也更科幻。
从魔都到珊瑚岛，走了76年
中国科幻缘起于“魔都”上海，爆发于成都，耗时一百年。
1904年，“荒江钓叟”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开启了原创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而最早倡导科幻小说的作家更为知名：1902年，梁启超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设“哲理科学小说”专栏，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展望1962年的中国。1903年，当时还没使用笔名鲁迅的周树人翻译了凡尔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
最科幻的是1910年陆士谔创作的《新中国》，精确预言了世博会的举办与浦东的开发：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小说中规划的浦东大铁桥、越江隧道，竟然与现今上海南浦大桥、延安东路越江隧道的地点方位完全吻合。
然而，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流行压迫之下，科幻小说很快偃旗息鼓。此后战火纷飞中，科幻和中国“失联”。
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幻文学重新出发。1955年，《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提出组织科学家和作家为少年儿童创作科学文艺读物。这一寄语的依据，一方面源于苏联文艺理论中“科学文艺作品是鼓励少年儿童投身于科学建设和生产的重要文学手段”的基调，并让中国过去的科学小说有了一个俄语转译过来的新名字：科学幻想小说。
另一方面，这种定位也来源于天文工作者郑文光此前的一次突发奇想。1954年，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由郑文光创作的《从地球到火星》在《中国少年报》发表，讲述了小学生进入火星轨道又在成人的拯救下回到地球的故事。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向儿童进行科普的小故事，却引发了北京地区居民们的火星观测热潮，以至于报社在北京古观象台设了一架望远镜，在晚上免费供市民排队观看火星，郑文光负责讲解。
由此，中国“科幻小说之父”的桂冠落在了天文工作者郑文光的头上。在刘慈欣的《三体》之前，他是唯一得过国际科幻大奖的中国作家。
1978年，曾在1960年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承担三分之一内容、又因10年特殊时期而被迫搁笔十年的叶永烈放了个大招。他描述二十年后中国未来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出版后红遍中国，销量达300万册，直到许多年后这个纪录才被《三体》打破。而他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讲述了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松脂包裹、未石化恐龙蛋，并被科学家成功孵化复活的故事，早于《侏罗纪公园》成书13年。
同年，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发表，并在2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科幻小说。中国“成人化”科幻时期，就此拉开了序幕。
他们，被科幻世界逆天改命
最好的科幻，都写在现实里。潮起之时，很少有人会去知道弄潮儿有多难。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杂志营收等同于中国科幻市场规模的《科幻世界》杂志，差点还没诞生就夭折。1984年，创刊5年的《科学文艺》（《科幻世界》前身）在科幻文学迎来低谷时，发行量跌到谷底。当时，全国科普期刊纷纷“关、停、并、转”。主管单位四川科协也对《科学文艺》明确表示不可能贴补一分钱。
危机之中，中国科幻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气。自负盈亏、自寻出路，那个时代吃国家粮的编辑部同仁们作出的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大胆到科幻都不敢这么想的事。被民主选举出第一任社长、当年只有34岁的杨潇就此走上中国科幻的大舞台。父亲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可杨潇办刊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别照顾，蹬着三轮车去送货、扛着杂志上十楼、出版睡前故事来为杂志谋经费。
许多年后，杂志元老谭楷回忆说：“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制片人龚格尔则说：“只要《科幻世界》在，中国科幻就在。”
转折点在1990年。杨潇为了争取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与两名同事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到达荷兰海牙进行申办。而他们选择火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原因很简单：没钱。在场的国外友人大为震撼：“你们是坐火车来的？这才是科幻呢！”
也正因为如此，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如愿在成都举行，杂志也在这一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并把读者定位为中学生。这个定位，打破了科幻过去儿童文学的藩篱，而更深远的蝴蝶效应，是杨潇和一众《科幻世界》元老们没有想到的——那个时代的中学生长大后，竟成了中国科幻产业最主要的创作者和核心消费者。
1999年，被看作是在中国科幻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名为《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不止是首次将科幻话题引入高考作文，更科幻的是《科幻世界》“猜题”成功了。阿来在高考前一周上市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畅想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心歌魅影》，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人的记忆移植。不少读过杂志的考生都在作文中拿了高分。结果，这件事成为了彼时最热烈的新闻事件，《科幻世界》也由此在2000年达到了发行量的顶峰——40万册。
依然是1999年，十年前就已创作多篇科幻小说、但从未发表过的刘慈欣，被《科幻世界》在6月刊登了两篇作品《鲸歌》和《微观尽头》。同年首次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1999年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就此开启了他的高产之路。2006年5月，《三体》第一部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
关于1999年的“科幻”还有许多。那一年，在山东济宁考场上，一个喜欢读《科幻世界》的考生，幸运的拿到了接近满分的作文成绩，如愿考上了大学。他叫郭帆，后来成为了导演。同一年，安徽合肥的小女生谢楠在《科幻世界》上刊发了一则描述计算机病毒进化出自我意识后的故事。许多年后，当导演郭帆拿着《流浪地球》剧本敲开吴京的家门，寻求投资和出演时，《科幻世界》在1999年种下的种子，猛然破土而出。
危机纪元：科幻被奇幻击碎了幻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评价，“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1999年到2006年，刘慈欣连续8年荣膺中国科幻文学银河奖，2015年他更用《三体》第一部拿下了科幻文学世界最高奖——雨果奖。
刘慈欣这一系列高光时刻，中国科幻却在经历又一次危机纪元。尽管当时有论者将这一时段称为中国科幻的“第四次高潮”，对应晚清民国、十七年和改革开放的三次小高潮，可现实一点都不科幻。
200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科幻再次遇到挫折。《科幻世界》的意外走红带起了一波科幻热，大量科幻类期刊开始涌现。然而2000年开始，《哈利波特》的全球走红让风向大变：科幻被奇幻击碎了幻梦。吴岩回忆道，国际和国内，幻想文学里科幻与奇幻比例，从过去的9:1逆转为1:9。
同属幻想，科幻和奇幻根本区别是：科幻是超现实的，但不是超自然的。就如钢铁侠与超人的区别一样，不过后者的创作门槛更低，这也让创作者更容易入门。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也开始走向繁荣，互联网冲击之下，“杂志已死”的哀嚎遍布了整个传统媒体。科幻杂志同样不能幸免，几乎每年都有科幻类杂志停刊消息传出，《科幻海洋》《科幻世界画刊·惊奇档案》《世界科幻博览》相继消散。2014年底，由山西科协主办的《新科幻》杂志（其前身为创刊于1994年的《科幻大王》）宣告停刊。曾经百舸争流的期刊市场上，只剩下《科幻世界》一根独苗。
尽管时至2020年代，《科幻世界》在大、中城市的幻想类期刊市场上，稳定保持着9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但这个市场早已严重缩水达9成。这个中国科幻最后的杂志社，和那座真的能够预言未来的银河奖，变成了小圈子里的自嗨。
正如刘慈欣在2019年所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科幻文学都处于一种黄金时代逝去，逐渐走向衰落的状态。
有多少人在写科幻小说呢？2021年，作为中国网络文学顶流，阅文集团曾经宣称旗下全平台有超过51万名作家在网上写科幻小说。这还是在《三体》《流浪地球》大热之后给出的数据。然而，就在2019年中，科幻作家韩松则对《人民日报海外版》表示：“现在写科幻的估计有几千人。比较有影响的有二三十人，活跃的作家在两位数左右。”
数字差异如此之大的根源在哪？或许阅文集团将各种奇幻、穿越或带着科幻外壳的机甲、系统网文创作者统统划拉到了科幻小说作者范畴中，以壮声势罢了。
而在韩松等科幻作家看来，除了已经故去的老一辈如郑文光、叶永烈等，当下中坚刘慈欣、王晋康等，新生代尽管也有用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拿过2016年雨果奖的郝景芳、畅销小说作家马伯庸，以及柳文扬、飞氘、宝树等青年作家。但整个国内科幻创作时至今日依然还很小众。2015年，自银河奖设长篇奖来，第一次出现了空缺。
“边缘地位，不招人待见的地位，小儿科的地位。”韩松彼时对中国科幻的困境给出了一个很容易论证的说明：“官场、纯文学、言情、惊悚、武侠等其他几种文学类型，尤其是官场文学，在机场和火车站的书店里都能买到大把，但唯独看不到科幻文学。”
哪怕刘慈欣、郝景芳拿下了雨果奖，哪怕2012年《人民文学》时隔近30年再一次刊发科幻，哪怕2015年李恬、夏笳先后在权威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发表过科幻小说，哪怕2017年王语唐编导的科幻短片《别无选择》在美国摘下了五个奖项。这些哪怕，也没能在2019年之前，改变中国科幻产业下坠的轨迹。否则，当年刘慈欣也不会以极低的价格将《三体》版权卖出了。在当时当势，那才是当时中国科幻的价位，尽管彼时网文版权价位已从百万走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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