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山西五台县永安村，八路军战士王泉云站在徐家院门外，手里揣着四百块大洋，却迟迟没有等来一句欢迎。
这笔钱，是刘伯承亲自交代的。八路军第129师即将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徐向前当时正在太原参与谈判，尚未回到部队。刘伯承知道，徐向前的父亲徐老先生住在五台，便让王泉云带人登门探望。
王泉云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对徐向前十分敬重。临行前，刘伯承写下条子，让他到供给部门领取四百块大洋，并叮嘱道：“这是部队的一点心意，要亲手交给老人家。”
当时的四百块大洋并不是小数目。对于一位乡村教书先生来说，这笔钱足以应付相当长时间的生活开支。刘伯承此举，既是慰问，也是对徐向前家人的照料。
然而，王泉云一行来到徐家时，宅门紧闭。他们敲了很久，才有人出来开门。门内的人看到来者戴着带有国民党标志的军帽，神情明显紧张。王泉云赶紧解释，自己是徐向前的部下，奉八路军方面的命令前来拜访。
说明身份后，他们被带到内院。徐老先生正靠在椅子上休息。王泉云等人脱帽行礼，说明来意，没想到老人突然站起身来，脸色也变了。
“我那儿子离家十多年，家里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王泉云连忙把大洋放到桌上，说这是刘伯承和部队送来的慰问。但徐老先生没有伸手去接，反而更加激动：“要不是他去考那个军校，我们一家也不会受这么多苦！”
这句话，让屋里的人都愣住了。
徐向前早年离开家乡，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参加革命，逐渐成为红军重要将领。对部队而言，这是个人才成长的经历；对家乡的亲人来说，却意味着长期失联，也意味着随时可能被牵连。
王泉云试着解释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形势，老人却摆了摆手，不愿再听，只让他们赶紧离开。院门外已经聚集了一些村民，众人低声议论。王泉云不好再作停留，只得带人离去。
回到师部后，他把经过如实报告给刘伯承。按常理说，送上门的慰问被拒绝，多少会让人感到难堪。但刘伯承没有责怪老人，只说：“老人有老人的难处，不能怪他。”
随后，刘伯承安排人员调查徐家的遭遇。调查结果显示，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声名渐起后，阎锡山方面曾多次派人到徐家索要他的下落，还曾砸毁家中物品。徐家长期受到监视，徐向前的母亲也在这段压力重重的日子里去世。
更严重的是，徐家祖坟还曾遭到破坏。蒋介石方面也派人到徐家找过徐向前，徐老先生对此十分愤怒，甚至当面斥责来人。一个普通乡村家庭，就这样被夹在各方势力之间，既没有力量自保，也无法真正摆脱牵连。
刘伯承得知情况后，将徐老先生生活困难的消息上报。中央随即要求妥善照顾老人，并设法让身在太原的徐向前回乡探望。
过了大约一个月，徐向前曾抽空回到永安村。随后，刘伯承再次找到王泉云，让他带钱前去慰问。王泉云有些迟疑：“上次老人已经很生气了，这回还会不会赶我们走？”
刘伯承告诉他，徐向前已经回过家，老人心里的误会应当解开一些了。
这一次，王泉云带着数名警卫出发。途中，他们与日军遭遇并发生交火，两名警卫牺牲。抵达徐家时，宅门又是关着的。打听后才知道，徐老先生正在田里干活。
见面后，老人的态度果然完全不同。他主动把人请进屋，还解释了上次发火的原因：“那时你们穿着国民党的服装，我以为是蒋介石派来的人。阎锡山还在村里张贴告示，悬赏寻找向前，家里整天不得安宁。”
王泉云把慰问款交给老人，又带人清扫院落、挑满水缸，并帮助修整了徐家祖坟。事情虽小，却让徐老先生看到了部队的诚意。他没有再推辞钱款，还让家人煮了饺子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谈到儿子时，老人叹了口气，说徐向前走的路没有错。那次回乡后，徐向前的两个孩子也产生了参加八路军的想法。一个家庭的态度，便在这些具体行动中慢慢发生了变化。
抗战形势很快恶化。日军进攻山西后，五台一带也受到威胁。刘伯承再次安排人员，将徐老先生和部分乡亲转移到山上一处寺庙，并由部队设法保障老人的生活，直到他在寺庙中病逝。
徐向前与刘伯承的相互信任，并非始于129师组建之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就曾认为刘伯承熟悉军事，经验丰富，适合承担更重要的指挥工作。这种评价，不是客套话，而是长期并肩作战后形成的判断。
1937年八路军第129师成立，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两人共同指挥部队在晋东南展开作战，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相继打响，部队逐渐在太行山地区站稳脚跟。
在徐家这段插曲里，看得见的只是四百块大洋、几次登门和一顿家常饭；看不见的，却是战争年代一个普通家庭承受的压力，以及将领之间不因误解而改变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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