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核聚变，网络上最近流传着一种说法：西方国家资不抵手，纷纷撤资退出，只留下中国在孤注一掷、死磕到底。这种说法到底真假？这究竟是一场无望的盲目投入，还是一场关乎未来工业命脉的长远战略布局？面对能源日趋紧张的现实，人类对清洁能源的渴求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迫切。
**一、并非退场，而是换位**
过去，当人们提及欧美在核聚变领域的进展，总喜欢用仓皇撤退来形容。法国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常常被当作论据。这个汇集了数十个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巨型项目，工期一再延后，成本更是水涨船高，氘-氚聚变实验的运行时间也被推迟到了2039年。加上欧洲老牌装置JET在2023年底正式退役，不少人便下定论：西方国家撑不住了，开始全面撤资。
然而，这样的判断其实是错位的。欧美并非放弃了核聚变，而是正在积极调整资金和技术组织方式。过去的传统模式，依赖着多国政府联合出资，并由跨国机构进行协调管理，这种模式在今天显得日益笨重。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私有资本和风险投资涌入，试图在更灵活的框架下推进技术革新。根据聚变工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26年7月，全球聚变行业的累计融资额已达到142.4亿美元，其中私营资本占比高达132.6亿美元，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国。
比如，脱胎于麻省理工学院的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 (CFS)，在2026年7月完成了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累计融资总额高达40亿美元，背后有比尔·盖茨的基金、英伟达、谷歌，甚至现代汽车集团这样的重量级投资者。他们正利用高温超导材料，建造体积更小的SPARC装置，力图缩短聚变反应堆的尺寸，降低成本。另一家累计融资超过15亿美元的Helion，甚至获得了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的个人投资，并且已经与微软签署了电力购买协议，展现出强烈的商业前景。
美国官方的能源部也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盲目地向传统巨型托卡马克装置投入公共资金，而是效仿当年扶持商业航天和SpaceX的公私合作模式，建立了里程碑式的资金扶持机制。只要私营聚变企业达成特定的工程测试目标，政府就会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在官方实验室中，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2022年底利用激光核聚变实现了能量增益，这为聚变反应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物理证明。英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关停老旧装置，旨在腾出资源，推进自己的STEP商业示范堆计划。
所以，所谓的欧美撤退，绝不仅仅是放弃，而是一场资本驱动的技术路线大洗牌。他们放弃的是周期漫长、耗资巨大的官僚化国家项目，转而押宝小型化、高温超导以及各种不同的技术路线，希望通过快速的试错，找到突破口。
**二、中国：工业底盘的坚守**
明白了欧美的战略转向，再审视中国，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既然欧美都在将包袱甩给市场，中国为什么要继续由国家主导，推动大型工程？
首先，能源供需的现实是中国选择的根本逻辑。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的用电量已于2025年突破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26年将进一步增至10.9万亿至11万亿千瓦时。尽管光伏和风电发展迅速，装机容量世界领先，但它们受天气变化的制约，无法提供稳定可靠的基荷电力。火力发电又面临着碳排放的压力，裂变核电则受限于全球铀矿储量和进口通道的安全问题。
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要支撑庞大的重工业、高端制造以及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算力集群，就必须找到一种不受原料产地制约、功率密度极高且清洁的终极电力来源。
其次，技术研发的组织形式也是关键。可控核聚变并非单纯的学术研究，它更是一个复杂的重型工程集成系统。聚变堆不仅需要精确控制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还需要能够承受剧烈中子轰击的结构材料、超低温的超导线圈、高真空腔体，以及极其复杂的氚燃料自持系统。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依靠一家初创公司或几个风投资本在短时间内完成突破。
欧美选择走轻资产和风险投资路线，是因为他们的金融市场擅长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运作，希望通过资本快速试错，寻找黑科技捷径。而中国则拥有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这才是更可靠的底牌。通过国家统筹，可以直接调动从原材料冶炼、超导线材加工、大型精密机械制造到电网接入的整个产业链。这种投入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研发过程中直接拉动本土高端制造产业链的迭代升级。在这个过程中，超导材料技术、超高真空技术、耐热涂层技术等关键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影像设备、特高压输电和工业热加工等领域。
中国愿意投入资源，是因为看准了工业基础对能源底座的刚性需求，宁可承担工程上的攻关周期，也绝不能在未来的能源底层规则上受制于人。
**三、真实的技术争霸**
在国家工程这一侧，中国的梯队布局清晰而有力。位于合肥的东方超环EAST装置，长期专注于托卡马克的稳态运行，并多次刷新全球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的时间纪录。2025年1月，EAST团队实现了1亿摄氏度、1066秒的高约束模式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2026年1月，EAST团队更进一步在《科学进展》上证实了托卡马克密度自由区的存在，等离子体密度达到了格林沃尔德极限的1.3至1.65倍，为实现高密度聚变运行提供了重要物理依据。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中国环流三号，则在2023年实现了100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重点攻克了强电流条件下的边界控制难题。 在此基础上，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紧凑型BEST装置的建设，目标聚变功率达到20兆瓦至200兆瓦，力争在2030年左右实现聚变能发电。同时，原CFETR已更名为中国聚变工程示范堆（CFEDR），定位也从工程试验堆升级为工程示范堆。国内也涌现出能量奇点、星环聚能等初创企业，开始利用高温超导技术进行小型化探索。其中，能量奇点的洪荒70是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2026年实现了1337秒的稳态长脉冲运行；星环聚能的SUNIST-2仅用279天建成，就实现了等离子体温度突破1700万摄氏度。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可控核聚变是一座横跨物理学和材料学的巨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轻而易举地登顶。目前，摆在所有科研人员面前的，是一组相同的物理和工程难题。 **四、道路上的红线** 这场竞赛的真实图景，从来都不是谁退赛了让另一个人跑空道，而是两种不同模式在同一条赛道上的对决。欧美押注的是资本试错、高温超导材料创新和新型磁场构型，试图用更轻巧的商业模式实现弯道超车；中国则依托强大的工业供应链、完备的学科梯队和国家战略统筹，按部就班地从物理实验向工程应用过渡。 在通往聚变能源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几道亟待突破的红线。 首先是等离子体的不可控破裂。上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在强磁场约束下极度不稳定，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可能导致约束瞬间崩溃，高温等离子体直接撞击内壁会造成无法承受的损伤。如何实现等离子体的稳定长年运行，至今还没有完美的工程解法。不过，破裂预测与缓解技术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EAST的破裂预测模型在离线测试中已达到93%的预警准确率，中国环流三号也通过专用控制算法有效减少了破裂次数。 其次是氚燃料的自我维持。绝大多数磁约束托卡马克使用的燃料是氘和氚。海水中的氘取之不尽，但氚在地球上的天然储量极低，全球工业级库存只有几十公斤。未来的聚变堆必须依靠核反应释放的高能中子，去轰击反应堆内壁的含锂包层，在运行中自己制造下一阶段所需的氚。这个增殖比需要大于1.1，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这项技术目前在中美欧都还在实验室测试和模型验证阶段，还没有一个大型堆真正实现工业闭环。 最后是材料的耐用性与发电成本。聚变释放的中子能量高达14兆电子伏特，中子轰击金属材料会导致严重的辐照脆化和结构膨胀。如果商用聚变堆每隔几个月就要停机更换核心部件，那将导致每度电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 这场能源竞赛，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谁能在科技创新、产业整合和战略执行上占据优势，谁就能最终掌握未来能源的主动权。而这场博弈的结果，也将深刻影响着世界的能源格局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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