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16日凌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郊外，一辆棕色大众甲壳虫在居民区里缓缓游荡。巡警海沃德觉得不对劲，打开警灯示意停车。车里那个西装整洁、谈吐得体的年轻男人，面对后备箱里搜出的滑雪面罩、手铐、铁撬和丝袜面罩，只是笑着说：“手铐是我在垃圾箱里捡的，面罩是滑雪用的。”没有人知道，这个文质彬彬的法学院学生刚刚在六个州留下了数十具女性遗体。他叫泰德·邦迪，美国犯罪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环杀手之一。
泰德·邦迪1946年出生在费城，母亲生下他时还未婚。为了遮掩家丑，外祖父母假称他是自己晚年所生的儿子，邦迪在童年时期一直以为亲生母亲是自己的姐姐。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在他性格中埋下了深重的阴影。他在华盛顿州塔科马长大，表面上是个人人称赞的好青年——聪明、勤恳、擅长运动，还做过心理咨询顾问和为犯罪委员会编写预防强奸宣传手册的工作。但另一面，他惯于说谎，在商店行窃，内心的控制欲和愤怒不断积聚。上大学时，他遇到了一个叫斯蒂芬妮的女孩，两人订婚，邦迪对她倾注了全部感情。但斯蒂芬妮很快发现他并不成熟，选择与他解除婚约。这次抛弃让邦迪深受打击，行为开始变得异常，这也成为日后他选择受害者时一个反复出现的心理线索——几乎所有遇害者都是年轻的、漂亮的长发女性，与他描述中被抛弃的那个女孩惊人地相似。
1974年1月，邦迪开始动手。他闯入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一个女孩的地下公寓，用金属棒殴打并实施了性侵，女孩活了下来，但留下了永久性脑损伤。同月末，他再次作案，闯入21岁心理学系女生琳达·安·希丽的房间，将她打昏后带走。第二天人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床单上的血迹，才意识到出了事。此后短短六个月内，华盛顿大学和俄勒冈州大学附近接连有六名女大学生失踪，恐慌蔓延了整个太平洋西北部。
邦迪的作案手法精确而冷酷。他经常在公共场合接近目标——大学校园、海滩、滑雪场、迪斯科舞厅，这些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然后在人多的场合故意表现出受伤的样子，一只手臂吊在绷带里，拄着拐杖，或者假装需要帮助搬东西。年轻女性出于善意靠近他的车，却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铁撬、手铐和死亡。有时候他会冒充警察，亮出一枚假的警徽，告诉对方需要配合调查。1974年秋天，17岁的少女劳拉·安·艾姆在万圣节夜晚参加完聚会后离奇失踪，几十年后警方才通过新的DNA技术确认她是邦迪的受害者。这些女孩上了他的甲壳虫汽车，就再也没有回来。找到的尸体大多被遗弃在偏远山林里，部分头骨后来才被发现，许多受害者的遗体至今未被找到。
1975年夏天，邦迪把活动范围向东扩展到了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当年1月，23岁的注册护士卡琳·坎贝尔在一家滑雪旅馆失踪，一个月后遗体在路边被发现，全身赤裸，头部遭受了钝器重击。到了8月，巡警海沃德因那辆可疑的甲壳虫将他拦下，在车里搜出了手铐、绳索和用丝袜做成的面罩。警方随后搜查了他的公寓，找到了科罗拉多州滑雪胜地的指南，有些旅馆项目被特意打了勾。但由于证据不足，邦迪只被指控绑架和袭击一名从她手中逃脱的犹他州少女，判处15年监禁。这里必须说一句，邦迪之所以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逃脱重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地警方各自为政、信息不通。当幸存者和证人指认邦迪时，有警察甚至认为“一个没有犯罪记录、干净利落的法学院学生不可能是凶手”。这种基于外表和身份的误判，让邦迪一次又一次从警方手中溜走，也让更多年轻女性失去了生命。到1975年秋天，多个州的检察官和警探终于坐到一起交换证据，才拼出了邦迪横跨数州的杀人轨迹，但那时距离他第一次作案已经过去了近两年。
如果说邦迪的杀人手段让人恐惧，那他的越狱则更让人愤怒。1977年6月，邦迪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参加预审听证，趁着无人看管，从二楼窗户爬出去，沿大街小跑了一段路后消失在人群中。联邦调查局迅速发出通缉令，悬赏十万美元抓捕他。几天后邦迪在阿斯彭附近被重新抓获，但他没有放弃。1977年12月30日，他趁新年夜警卫松懈，从牢房天花板的缺口钻进狱警办公室，成功逃脱。一个被多次指认的连环杀手，竟然能从一个又一个看守所里来去自如，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狡猾，更是当时监狱管理和司法程序的重重漏洞。一个有明确嫌疑、被多州通缉的人，为什么没有受到更严密的看管？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耻辱。
逃亡中的邦迪变得更加疯狂。他一路南下到了佛罗里达州。1978年1月14日深夜，他闯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栋姐妹会宿舍，用一根粗大的木棍连续殴打四名正在睡觉的女生，两人当场或送医后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个宿舍里四个年轻女孩，在睡梦中被同一个人暴力袭击，她们甚至来不及尖叫。这起案件震动了整个美国。更令人发指的是，不久后他又绑架并杀害了一名12岁的女孩金伯利·利奇。一个12岁的孩子，仅仅因为出门就被一个越狱的连环杀手终结了生命。
1978年2月15日凌晨，一名彭萨科拉市的巡警注意到一辆被盗的橙色大众甲壳虫，随即拦下车辆。驾驶座上的男人正是泰德·邦迪。这一次，他终于没有机会再逃。在佛州审判中，最关键的证据是法医鉴定——邦迪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的咬痕与他本人的牙齿特征高度吻合。这个细节在庭审中被反复呈现，陪审团最终认定邦迪犯有多项谋杀罪，判处死刑。
在等待执行死刑的十年间，邦迪反复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拖延审判，提出无数次上诉，甚至一度在法庭上宣布自己是无辜的。直到1989年1月24日清晨，佛罗里达州监狱的电椅通入了2000伏电流，医生宣布他在7点16分死亡。行刑前，当被问及有何遗言时，邦迪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请代我向我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我的爱。”那些被他夺走生命的女孩和她们的家人，却连一句道歉也没有听到。
在邦迪被处决三十多年后，2019年，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附近失踪，凶手克里斯滕森在心理咨询中承认自己“特别崇拜泰德·邦迪”。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也有相似之处——凶手都利用伪装、引诱和暴力控制受害者的方式接近目标。另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州的“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他在1982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至少48名女性，警方用了近二十年才通过DNA比对将其锁定。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教训：当一个连环杀手在早期逃脱了应有的注意和追查，代价就是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
泰德·邦迪最终被送上电椅，法律给出了最终的判决。但三十多名女性已经回不来了。她们当中有大学生、护士、滑雪教练、12岁的孩子，有想成为心理学家的人，有在夜晚回家的路上被带走的人。邦迪案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一个变态杀手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司法体系的漏洞、警方信息共享的缺失、以及社会对“外表体面的人”过度信任的代价。一个愿意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停下脚步的人，不应该因此失去生命。当我们记住这些受害者的名字，而不是记住那个杀手有多“迷人”的时候，也许才是对她们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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