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四年

昨晚我弟走了。糖尿病并发症，今年三十二岁，得病四年，人没了。

他确诊那天，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农历八月初六，他生日。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大盘鸡，都是他爱吃的。他那时候还胖乎乎的，一米七五的个子，一百八十多斤，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吃了三碗米饭，喝了三瓶可乐，妈还切了个大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他一个人吃了大半。

第二天他去医院拿体检报告。前一天单位组织的体检，他本来不想去，说自己身体好着呢，能吃能睡的。是爸非让他去，说单位免费查，不去白不去。

报告出来，空腹血糖16.8。医生说，二型糖尿病，得住院。

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声音是懵的。他说：“姐，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我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你别急，我马上过来。”

那天下午，我去医院找他。他坐在内分泌科的走廊里，手里攥着那张报告单，旁边放着一袋刚开的药。走廊里人很多，有老人在测血糖，有护士推着车经过，广播里喊着谁谁谁到几号诊室。他坐在那些嘈杂里，显得特别年轻，特别格格不入。周围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就他一个年轻人，孤零零地坐着。

“姐，”他看见我，站起来，手里的报告单被他捏得起了皱，“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吃红烧肉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从那天起，他的人生变了。

妈把家里的糖罐子藏起来了，冰箱里的可乐换成了无糖的，米饭每顿只给他盛小半碗，菜也做得清淡了。他一开始不习惯，半夜饿得睡不着，偷偷点外卖，被爸发现了，骂了一顿。后来他学乖了，不点外卖了，但偶尔还是会偷吃，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去楼下小卖部买一瓶可乐，站在路边一口气喝完，然后把瓶子扔进垃圾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他每天要测血糖，饭前测，饭后测，睡前测。手指头扎得全是针眼，十个指头轮着来，最后每个指头都是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他跟我说：“姐，我现在闭着眼都知道血糖多少，扎一下，看一眼，八九不离十。”

头两年，他还算上心。药按时吃，饭尽量控制，偶尔还会去楼下走两圈。他瘦了一些，从一百八十斤掉到了一百五十多斤。人瘦了，显得精神了，他还挺高兴，说自己因祸得福，顺便减肥了。妈也高兴，说瘦点好，血糖好控制。

但他戒不掉可乐。

医生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只要把血糖控制好，活到七八十岁没问题。他嘴上答应着，心里大概觉得医生在吓唬人。他才三十岁，他觉得死亡离他远得很。

第三年，他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眼睛。他说看东西模糊，以为是近视，去配了副眼镜，还是模糊。去医院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医生说，再发展下去可能会失明。他害怕了，那段时间特别听话，药按时吃，血糖按时测，可乐也彻底戒了。但已经晚了，眼底的损伤不可逆，视力虽然保住了，但永远回不到从前了。

然后是肾。他开始水肿，脚踝肿得老高，一按一个坑。尿里有了蛋白，医生说是糖尿病肾病，让住院。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回来后整个人蔫了，话少了，饭也吃得少了。妈做了一桌子菜，他坐在桌前，看着那些菜发呆，半天说一句：“妈，我拖累你们了。”

妈当时就哭了，说：“你说什么傻话，你是妈的儿，什么拖累不拖累。”

去年冬天，他的脚开始发黑。

糖尿病足。先是脚趾头变紫，然后变黑，像枯树枝一样，硬邦邦的。医生说，得截肢。他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脚，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一句话不说。

截了两个脚趾。手术那天，他在手术室里，我们在外面等着。爸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撑着膝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妈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没事的没事的”，不知道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安慰谁。

手术做完了，脚趾头没了，但命保住了。医生说，回去好好养，按时换药，别再感染了。

可他回去之后，伤口一直不愈合。换了几个月的药，还是烂。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肾功能也不行了，已经开始衰竭了。要么透析，要么换肾。

换肾要多少钱？我们家拿不出来。透析呢？一周三次，一次四百，一个月就是五千。爸妈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我也把攒着买房的首付打回去了。可还是不够。

弟知道家里的情况。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姐，别治了。”

我说：“你说什么呢。”

“我这个病，是个无底洞。”他看着天花板，声音很轻，“治不好的，早晚都是走。钱留着给爸妈养老吧。”

我骂他胡说八道，让他别想那么多。可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最后两个月，他是在家里过的。医院已经不收了，说没有治疗意义了。他躺在他那间小屋里，床上铺着尿垫，身上插着管子，每天靠胰岛素和止痛针撑着。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凹下去了，眼睛却很大，亮亮的，看着人。

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守在他旁边。他忽然睁开眼，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说：“姐，我想喝可乐。”

我愣了一下，然后去楼下买了一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闭上了眼。我把可乐放在他床头，没有打开。

妈后来看见了那瓶可乐，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他想喝。妈哭了，说：“给他打开吧，让他喝一口。”

我把盖子拧开，放在他枕头边上。可乐的气泡在瓶子里往上冒，咕嘟咕嘟的，像他小时候喝可乐的样子。

今早出殡，天阴沉沉的。来了不少亲戚，都说他年轻，可惜了。爸站在灵堂门口，跟来的人点头、递烟，脸上没什么表情。妈坐在里面，一直擦眼泪，嘴里念叨着他的名字。

棺木合上之前，我最后看了他一眼。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脚上盖着一块白布，遮住了那只少了两个脚趾的脚。脸被化了妆，红扑扑的，不像他。他活着的时候，脸是苍白的，瘦削的，眼眶发青，嘴唇干裂。现在化了妆，看着倒像另一个人。

火化的时候，我站在外面，看着烟囱里冒出的烟，灰白色的，被风吹散了。

我想起他二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坐在桌前，吃了三碗米饭，喝了三瓶可乐，笑得像个孩子。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顿饭后，他的人生就拐了个弯，拐进了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四年。从二十八到三十二。人生最好的四年，他在医院、药片、针头、血糖仪和各种并发症里度过了。他没结婚，没孩子，没来得及做很多他想做的事。他走的时候，连一口可乐都没喝上。

晚上回到家，爸坐在客厅里，手里攥着弟弟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停在拨号界面，上面是我弟存的他的号码，备注是“爸”。

爸把手机递给我，说：“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要留的。”

我接过来，翻了翻。相册里最后一张照片，是上个月拍的。他坐在床上，穿着病号服，瘦得脱了相，但还在笑。他对着镜头比了个耶，旁边是妈端着一碗粥，也在笑。

我把手机还给爸，走进弟弟的房间。床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那瓶没喝完的可乐，气泡早就跑光了，只剩下暗褐色的液体，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把它拿起来，拧开，喝了一口。

没有气了，也不甜了，涩涩的，像药。

可我还是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