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3日，北京，印尼总统夫人哈蒂妮来华访问。欢迎活动结束后，张茜陪同她游览颐和园，边走边讲长廊彩画中的故事。她说得不拘一格，白蛇传、西游记，几乎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哈蒂妮听得十分投入。这场接待没有照本宣科，却让一位外国夫人感到亲切自然。

在昆明湖泛舟时，现场演唱了印尼歌曲《哎呦妈妈》。张茜听着曲调，临时填了两段歌词，改成《哎呦兄弟》，内容写中国人民同印尼人民之间的友谊。歌声重新响起时，哈蒂妮十分激动，和张茜拥抱致意。外交场合里，语言重要，气氛同样重要，而张茜恰好能把两者结合起来。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张茜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做这项工作。她曾经有清晰的打算：继续学习外语，翻译文学作品，争取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译著。对她来说，翻译不只是谋生手段，更是多年积累后终于找到的专业方向。

张茜与陈毅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她随战地服务团到军部演出，在话剧《一年间》中饰演一位飞行员的新娘。陈毅看完演出后，对这位年轻演员留下了印象。后来两人再次见面，陈毅脱口而出：“我知道，是演新娘子的那个小鬼！”

张茜马上纠正：“我有名字，叫张茜。”陈毅知道她乳名叫春兰，便说：“那我以后叫你春兰。”一句称呼，拉近了距离。1939年，张茜随演出队到游击区工作，恰好需要借一套军装。她去找陈毅取衣服，陈毅把自己的衣服交给她，却忘了口袋里还放着一首写给“春兰”的诗。

那首诗并没有经过反复修改，字句却让张茜第一次真切感到陈毅的心意。1940年1月，两人结为夫妻。婚后生活并不总是安稳，陈毅常在部队和战场之间奔波，张茜既要照料孩子，也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夫妻之间的相处，更多时候靠书信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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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张茜没有停下学习。她曾在上海从事俄文工作，1951年到北京太平湖俄文专修学校进修。后来，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对外文化联络机构担任编译，以“耿星”为笔名翻译出版作品。多年苦读终于有了成果，她对翻译工作的珍惜可想而知。

变化出现在陈毅承担外交工作之后。1954年，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1958年1月兼任外交部长。随着中国同亚非国家交往增多，外国领导人来访时，夫人接待也逐渐成为一项需要认真安排的工作。

当时，许多来访的国家领导人都会携夫人同行。若中方没有相应的女同志参与接待，礼节上容易显得不够周全。陈毅认为，夫人之间的交流不仅是礼宾安排，也能谈妇女、家庭和文化，往往比正式会谈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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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多次劝张茜参加这类工作。张茜的态度很明确：“临时参加可以，专职不做。”她舍不得放下已经熟悉的翻译工作，更不愿意因为丈夫的职务改变，连自己的专业方向也一并放弃。陈毅劝了几次没有结果，只好把这件事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

1956年，张茜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邓颖超在出发前就提醒代表团成员，要支持张茜开展工作。回国后，邓颖超约她到西花厅谈话，没有只讲家庭关系，而是从国家外交和妇女工作的需要谈起：“你的条件很好，这不仅是外交工作，也是妇女工作。”

张茜仍有顾虑。邓颖超进一步说明，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国家交给她的责任。话说得平实，却分量很重。张茜沉默许久，最终答应下来。回家后，她把长期使用的俄文词典和单词本收进书架，开始准备英语等新的工作内容。

陈毅看到后问：“为了做这项工作，连外语也不准备学了？”张茜回答：“现在更需要英语，这些可以先放放。”得知她已经改变主意，陈毅笑着说：“还是邓大姐说话灵，一说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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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茜并非没有失落。她对陈毅说，自己已经是第三次调换工作，为了配合丈夫，连原本的专业也放下了。陈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只说自己从部队转到地方，再转向外交，同样是在服从国家需要。夫妻二人由此形成了一种共同承担的选择。

此后的张茜，不再只是陪同出席宴会。她学习外语，熟悉各国风俗，也认真准备接待内容。1962年接待哈蒂妮时，她身穿金黄色旗袍，灯光下呈现出紫色光泽，留下了鲜明印象。她还向客人介绍中国园林和民间故事，用改编歌曲表达友好。

哈蒂妮回国后写信称，张茜是她结识的新朋友中最亲近的一位，并认为两国妇女之间的交往，使国家关系多了一层具体而温暖的联系。那封信后来成为这次接待留下的文字记录，也说明张茜承担的并非简单陪同，而是一份需要学识、分寸和耐心的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