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

一

赵大勇第一次看见那个白衣人，是在七月十六号的夜里。

那天他值夜班，带着三个工人下到八号井的第三层巷道。大同的七月白天热得能把人烤化，可井下不一样，井下永远是凉的，那种从岩层深处渗出来的阴凉，顺着巷道壁往下淌，把人的骨头缝都浸透了。赵大勇干了二十三年煤矿，从十七岁下井开始，就一直在这一片干。他闭着眼都能摸清八号井的每一段巷道、每一个岔口、每一处采空区。可那天晚上，他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八号井是个老井，1958年投产的，到他们这拨人手里已经采了快五十年。浅部的煤早采光了，剩了些边角残煤，矿上舍不得丢，就让他们这些“残采队”来收尾。赵大勇是残采队的班长，手底下十来号人，都是四五十岁的老矿工，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个，挣钱少，又危险。可赵大勇觉得挺好。井下安静，没人管，干完活上井，喝二两酒，睡一觉，日子过得踏实。

那天他们正在掘一条新的巷道，从八号井第三层往东推，想打通一个老采空区，看看能不能从里面刨出点残煤来。掘进机在前面突突突地响，煤尘弥漫，矿灯照过去，只能看见一片灰蒙蒙的雾。赵大勇站在掘进机后面，拿着铁锹清理落煤，耳朵里塞着棉花，可掘进机的声音还是震得他脑仁疼。

大约夜里两点的时候，掘进机忽然停了。

赵大勇抬起头，往前看。司机老李从掘进机上跳下来，朝他这边走来。老李五十出头，瘦得跟竹竿似的，在矿上干了三十年，从来没出过事。可此刻他的脸色不对，白得吓人，矿灯照在他脸上，像一张纸。

“班长，”老李说，声音有些抖，“前面……有东西。”

赵大勇皱了皱眉。“什么东西？石头？”

“不是石头。”老李摇了摇头，“你去看看。”

赵大勇往前走。巷道掘到尽头，迎面是一堵煤壁，煤壁上有一个不大的洞，是掘进机刚打出来的。赵大勇走到洞口跟前，举起矿灯往里照。

灯光射进去，照出一条窄窄的通道。通道不长，大概七八步深，尽头是一堵黑乎乎的岩壁。可就在那堵岩壁前面，站着一个人。

赵大勇的呼吸停了。

那个人站在通道尽头，背对着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袍子拖在地上，把脚都盖住了。袍子很旧，发黄，边上还有些破口，可确实是白的。在那片黑沉沉的煤壁前面，那件白袍子亮得扎眼，像是有人用粉笔在煤上画了一个人形。

赵大勇的脑子里嗡了一下。他干了二十多年煤矿，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事不少——井下透水、瓦斯爆炸、冒顶塌方，他都经历过。可他在井下从来没有见过人穿白袍子。哪个矿工下井穿白袍子？哪个矿工敢在井下穿白袍子？那白袍子不是矿上的东西。那白袍子不是这个年代的东西。

“谁在那儿？”赵大勇喊了一声。

通道里没有回声。那个白衣人没有动。

赵大勇往前迈了一步。他的脚踩在碎煤上，嘎吱嘎吱地响。他又喊了一声：“谁在那儿？说话！”

白衣人还是没有动。

赵大勇回头看了一眼老李。老李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手里攥着铁锹，腿在抖。另外两个工人也围过来了，站在老李后面，伸着脖子往通道里看。四个人的矿灯同时照着那个白衣人的背影，把那件白袍子照得惨白惨白的。

“班长，别过去了。”老李说，声音压得很低，“那不是人。”

赵大勇没有理他。他又往前走了一步。通道很窄，他的肩膀擦着两侧的煤壁，煤渣簌簌地掉下来，落在他脖子里，凉飕飕的。他走到通道尽头，离那个白衣人只有两步远。他能看清那件白袍子上的每一个破口，每一道褶皱。袍子的料子很粗，像是麻布，又像是某种他没见过的织物。袍子的下摆拖在地上，被煤灰染黑了一截。

“你是谁？”赵大勇问。

白衣人还是没有动。可赵大勇看见了一件事。那个人的肩膀在微微地起伏。一上一下，很慢，很轻。他在呼吸。

赵大勇伸出手，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

他的手碰到那件白袍子的时候，触感很奇怪。袍子很凉，可底下的身体更凉。那种凉不是井下的阴凉，是另一种凉。像是冬天摸铁栏杆，凉得烫手。赵大勇的手缩了一下。然后那个白衣人慢慢转过身来。

赵大勇看见了一张脸。

那张脸很老了。脸上的皮皱成一团，一层摞着一层，像是被水泡了很多年的树皮。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嘴唇干裂，灰白色的头发稀稀拉拉地贴在头皮上。那张脸是灰白色的，跟那件袍子一个颜色。可那双眼睛是活的。那双眼睛看着赵大勇，里面有东西。赵大勇说不清那是什么。像是迷茫，又像是认得他。

那个人的嘴唇动了动。

赵大勇把耳朵凑过去。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轻，很哑，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你……来了。”

赵大勇的腿软了一下。他往后退了一步，后脊梁撞在煤壁上，煤渣哗啦啦地掉下来。他盯着那张脸，盯着那双眼睛。他的脑子里翻涌着很多东西，像是有什么东西被从很深的地方搅了上来。

“你是谁？”他又问了一遍，声音在抖。

那个人的嘴唇又动了。这一次赵大勇听清了。

“我……等你……很久了。”

二

赵大勇把那个白衣人背出了矿井。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背他。也许是因为那个人太老了，太瘦了，站都站不稳，他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井下。也许是因为那个人跟他说“等你很久了”，他想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因为他干了二十多年煤矿，习惯了把井下的人弄上来。不管是谁。

老李和另外两个工人跟在后面，矿灯照着前面的路，谁也没说话。他们把那个白衣人从通道里弄出来，穿过第三层巷道，上了运煤的皮带巷，坐了一段矿车，又爬了一段斜井，最后从八号井的副井口出来了。出井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条灰白色的带子，像是有人用粉笔在黑板上划了一道。井口的铁栅栏门开着，绞车房的灯还亮着。夜班的值班员趴在桌上打盹，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赵大勇背着一个穿白袍子的老人从井里出来，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赵大勇把白衣人放在井口旁边的长椅上。那个人的身体很轻，轻得不像一个活人。他的骨头在皮肤底下支棱着，像一把被风吹了很久的枯柴。那件白袍子沾了煤灰，脏兮兮的，可还是白的。赵大勇蹲在他面前，看着他。那个人的眼睛半睁着，看着井口外面那片灰白色的天。他的嘴唇在动，可没有声音。

“你从哪来的？”赵大勇问。

那个人没有回答。

“你在井下待了多久？”

那个人还是没有回答。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的呼吸很浅，浅到赵大勇几乎感觉不到。赵大勇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凉的。跟井下一样的凉。

“送医院。”赵大勇站起来，对老李说。

老李犹豫了一下。“班长，这个人……来路不明。咱们是不是该先报告矿上？”

“先送医院。有什么事我担着。”

他们把那个白衣人送到了矿上的职工医院。医院不大，就一栋两层小楼，一个值班医生，两个护士。医生是个年轻人，姓孙，刚毕业没几年。他看见赵大勇背着一个穿白袍子的老人进来，愣了一下，然后赶紧让他们把人放在检查床上。

孙医生听了心跳，量了血压，翻了翻眼皮，又摸了摸四肢。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他直起身来，看着赵大勇。

“这个人，脱水严重，营养不良，体温偏低。可最奇怪的是他的皮肤。”孙医生指了指那个人的手臂，“你看这个。皮肤角质化严重，像是常年不见阳光。还有他的指甲，长得已经打了卷，可质地很脆，一碰就碎。这个人至少在黑暗的环境里待了很多年。”

赵大勇问：“多少年？”

孙医生摇了摇头。“说不好。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

赵大勇站在检查床旁边，看着那个白衣人。他的呼吸浅得几乎看不见。那件白袍子被孙医生用剪刀剪开了，因为脱不下来——袍子跟皮肤粘在了一起，硬扯会撕裂。袍子底下是一副瘦得只剩下骨架的身体，皮肤灰白，上面布满了暗色的斑块。可他的胸口还在起伏。很慢，可还在起伏。

“他还在睡。”孙医生说，“等他醒了再问吧。”

赵大勇点了点头。他走出医院，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天已经亮了，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爬上来，把矿区的烟囱和井架照成一片金红色。他抽着烟，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那个人说“等你很久了”。那个人的眼睛里有东西。那种东西他见过。他在镜子里见过。那是被时间磨了很久之后，留在一个人眼睛里的东西。

三

白衣人是在第二天傍晚醒的。

孙医生给赵大勇打了电话。赵大勇正在家里睡觉，接到电话就骑上摩托车赶到了医院。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那个白衣人靠在床头，背后垫着两个枕头。他还是穿着那件白袍子——孙医生给他换了一件干净的病号服，可他把那件白袍子又套在了外面。袍子上的煤灰被洗掉了，白得发亮，在病房的日光灯下显得不真实。

那个人的眼睛是睁着的。他看着赵大勇走进来，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赵大勇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他看着那个人。那个人的脸比昨天多了一点血色，可还是灰白色的。他的嘴唇不再干裂了，可上面有深深的纹路。

“你叫什么？”赵大勇问。

那个人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哑，可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叫李怀远。”

赵大勇的心跳停了一拍。李怀远。这个名字他听过。他小时候听他爷爷讲过。李怀远是1958年八号井投产时的第一任矿长。他爷爷那时候是井下的班长，跟着李怀远干了好几年。他爷爷说李怀远是个好人，技术好，人也厚道。后来李怀远出事了。具体什么事，他爷爷没说。只说他“没了”。

“你是李怀远？”赵大勇问，声音有些抖，“八号井的第一任矿长？”

那个人点了点头。

赵大勇的脑子里嗡了一下。李怀远。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有一百多岁了。可眼前这个人看起来虽然老，可没有一百岁。七十岁，也许八十岁。不可能是一百岁。

“你在井下待了多少年？”赵大勇问。

李怀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八号井刚投产。我出来的时候，八号井关了。”

赵大勇的背脊一阵发凉。八号井是1958年投产的，2006年关闭的。四十多年。一个人在井下待了四十多年？

“你为什么要下井？”赵大勇问，“出了什么事？”

李怀远没有马上回答。他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是矿区的家属楼，灰扑扑的，晾着衣服，有人在楼下走动。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

“他们说我是反革命。说我破坏生产。他们把我押到井下，让我交代问题。我不交代。他们就把我留在了下面。”

“谁把你留在下面的？”

“造反派。那时候矿上闹得凶。我是矿长，留过苏，学过技术。他们说我是苏修特务。批斗了三天，然后把我押到八号井第三层，推进了一条废弃的巷道，把出口堵死了。”

赵大勇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他想起他爷爷跟他说过的话。他爷爷说，文革的时候，八号井死了好几个人。有的死在批斗会上，有的死在井下。具体怎么死的，没人敢说。他爷爷也不敢说。

“你在下面怎么活的？”赵大勇问。

李怀远看着他，嘴角又动了一下。“井下有水。有煤。有老鼠。我吃老鼠。喝巷道里的积水。我找了一个老采空区，里面有空气。我在里面活了。”

他顿了顿。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直在挖。我想挖出去。我用手指头挖，用石头片挖。我挖了很多年。后来我听见了掘进机的声音。我知道有人来了。我就站在巷道尽头等。等到了你。”

赵大勇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上有厚厚的茧子，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煤灰。那是二十多年煤矿生活留下的。他想起那天晚上在巷道里看见那个白衣人的时候，他的手拍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那个人的身体是凉的。可底下的心脏还在跳。跳了四十多年。

“你为什么不早挖出来？”赵大勇问。

李怀远沉默了。他看着窗外。窗外夕阳正好，把病房的墙壁染成一片金红色。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外面变成了什么样。我怕。”

四

李怀远的事，赵大勇没敢往外说。

他先告诉了矿上的退休办。退休办的主任姓刘，六十多岁，听完之后脸色变了又变。他说这事太大了，得往上报。赵大勇说，你先别报，你查查档案，看有没有李怀远这个人。刘主任查了半天，从旧档案堆里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纸。那是一份1968年的处分决定，上面写着李怀远的名字，罪名是“破坏生产、里通外国”，处分是“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可原籍在哪，没写。下面有几个签名，都是当年的造反派头头。

“档案上说他被遣送原籍了。”刘主任说。

“可他没有被遣送。他被推进了井下。”赵大勇说。

刘主任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事，得上报。可你得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就算活着，他的身份、待遇、工龄，全都得从头查。四十年，矿上换了多少茬人，当年的知情人死的死、退的退。要查清楚，难。”

赵大勇点了点头。“那就慢慢查。人活着，就有办法。”

他回到医院，把情况跟李怀远说了。李怀远靠在床头，听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等赵大勇说完了，他问了一句话。

“我的档案上，还写着反革命吗？”

赵大勇愣了一下。“档案上写的是‘破坏生产、里通外国’。”

李怀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我不是反革命。我是矿长。我学过技术，我想把这个矿办好。”

赵大勇看着他。那个人的眼睛里有东西。像是水，又像是火。他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爷爷跟我说过，你是个好人。”

李怀远看着他。“你爷爷是谁？”

“赵德柱。八号井的老班长。”

李怀远的眼睛亮了一下。“赵德柱？那个大个子？他还在吗？”

“走了。九八年走的。肺癌。”

李怀远低下头。他的手指头攥着那件白袍子的衣角，攥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赵大勇。

“你爷爷是个好人。他救过我。”

“救过你？”

“批斗的时候，他替我挡过皮带。皮带上有铜扣，抽在背上，一下就一道口子。他替我挨了三下。”李怀远说到这里，声音有些抖，“后来我被押到井下，他跟着追到井口。他被造反派拦住了，按在地上。我最后听见的声音，是他在喊‘李矿长，你挺住！’”

赵大勇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爷爷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件事。他爷爷只是说，李怀远是个好人。可他爷爷没说过自己救过李怀远。

“你爷爷后来怎么样了？”李怀远问。

“他没事。文革之后又干了几年，退休了。九八年走的。走的时候很安详。”

李怀远点了点头。他看着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把窗外的梧桐树照得一片昏黄。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头，看着赵大勇。

“我想去看看他。”

五

赵大勇把李怀远带到了他爷爷的坟前。

坟在矿区后面的山坡上，不大，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赵德柱之墓”。碑前有一棵松树，是赵大勇他爹种下的，已经长到了两层楼高。李怀远站在坟前，穿着那件白袍子，风吹过来，把袍子的下摆吹得微微飘动。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站着，低头看着那块石碑。看了很久。

然后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碑上的字。他的手指头很瘦，指节突出，指甲剪过了，可还是能看出来那些指甲曾经长得打了卷。他摸着那些刻进石头里的字，一笔一划地摸。然后他站起来，对着坟头鞠了三个躬。他的腰弯得很低，弯了很久。

赵大勇站在旁边，看着。风从山谷里灌上来，把松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他想起他爷爷活着的时候，每年清明都会来这个山坡上坐一坐。他爷爷不怎么说话，就那么坐着，看着远处的井架。他那时候不懂他爷爷在看什么。他现在懂了。他爷爷在看八号井。在看那个他干了一辈子、也差点把命丢在里面的地方。在看那个他救过的人。

李怀远直起身来，看着远处的八号井井架。井架还在，高高的铁架子戳在天上，被夕阳染成一片金红色。可井口已经封了，绞车房空了，运煤的皮带巷长满了荒草。整个矿区都在萎缩，年轻人走了，老人老了，煤挖完了，留下的只有那些铁架子和水泥房子。

“四十年。”李怀远说，声音很轻。

赵大勇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

“我进去的时候，这里还是荒山野岭。井架刚竖起来，绞车房刚盖好，第一车煤刚拉出来。我站在井口，看着那车煤，心里热乎乎的。我想，这个矿是我建的，我要把它办好。后来他们把我推进去，我把那条巷道走了一遍。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着煤壁往前走，心想，我得活着出去。我还没看到这个矿办好呢。”

他顿了顿。

“我在地下挖了四十年。我用手指头挖，用石头片挖。我挖通了一条巷道，又挖通了一条。可我挖出来的那些巷道，全都堵死了。我找不到出口。后来我听见了掘进机的声音。我知道有人在外面挖。我就站在那个声音的方向等。等到了你。”

他转过头，看着赵大勇。

“你爷爷救过我。你把我背出来了。赵家的恩，我还不了。”

赵大勇摇了摇头。“不用还。我爷爷要是活着，他也会这么做。”

李怀远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像是水，又像是火。他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过身，往山坡下走。他的步子很慢，可很稳。那件白袍子在风里飘着，像一面褪了色的旗。赵大勇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下山坡，走进了暮色里。

尾声

李怀远的事，后来查清楚了。

矿上给他补办了退休手续，认定了工龄，补发了工资。他的案子被平反了，档案里那份“破坏生产、里通外国”的处分决定被撤销了。他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去，矿上给他安排了一间宿舍，就在矿区家属楼的一楼。他每天早起，在院子里走一走，晒晒太阳。他的皮肤慢慢恢复了一点血色，可他的眼睛还是那种被时间磨过的眼神。

赵大勇有时候会去看他。带一瓶酒，两碟菜，坐在他宿舍门口的台阶上，跟他喝两盅。李怀远话不多，可喝了两盅之后，会讲一些从前的事。讲1958年建井的时候，讲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工人，讲那些没日没夜的会战，讲那第一车煤拉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他讲那些事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赵大勇听着，喝着酒。他想起他爷爷。他爷爷要是活着，看见李怀远回来了，会说什么？大概会说：“李矿长，你挺住了。”他爷爷一定会这么说。

李怀远活到了九十二岁。他走的那天，赵大勇守在他床边。他的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慢。他的嘴唇在动，赵大勇把耳朵凑过去。他听见了一句话。

“巷道……第三层……东边……还有煤……”

赵大勇的眼泪下来了。他握住了李怀远的手。那只手凉凉的，瘦瘦的，可很稳。李怀远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睛闭上了。

赵大勇把他葬在了赵德柱的坟旁边。两块石碑，一前一后，隔着那棵松树。松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树冠遮住了半个山坡。风从山谷里灌上来，把松针吹得沙沙响。赵大勇站在两座坟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往山下走。

八号井的井架还在。它戳在天上，锈迹斑斑的，可还站着。赵大勇走到井口旁边，站在那块封井的水泥板前面。水泥板上长满了草，有的已经枯了，有的还绿着。他蹲下来，把手掌贴在水泥板上。凉的。跟井下一样的凉。可他觉得，在那片凉底下，有什么东西还在。在很深很深的地方，煤还在。那些没有被挖出来的煤，那些被留在巷道里的煤，安安静静地待着。等着。不急。它们等了几百万年，不在乎再多等几年。

赵大勇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转过身，往家走。夕阳照在他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步子很慢，可很稳。他走了一段，回过头，看了一眼那个井架。井架在夕阳里泛着暗红色的光，像是有人用粉笔在灰扑扑的天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架子。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