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农专家”李昌平发表一篇雄文称：“……三农政策到了非大改不可的时候了”。
其在文章中列举了数个“当下的现实问题”：
一是“农业产能已全面过剩……只会加重全面的‘勤劳致贫’局面”。
二是“AI、机器人等不断替代普通劳动力……农民外出打工这条增收路，已经越走越窄了”。
三是“靠工业化解决三农问题……已经走到头了”。
四是“逆城市化已成大趋势……正在成为主流”。
五是“农村土地占有两极分化，叠加财富占有两极分化”化态势不能再持续了、持续不得了。
六是“农村光棍汉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七是“基层财政状况有恶化趋势……在现有的政策体系框架内，没有缓解的可能性”。
应该说，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也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吧。
但是，其中所称工业化解决三农问题已走到尽头；逆城市化正成为主流；以及基层财政现有框架下无缓解可能等，也都太过主观武断，且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
而接着，这位“三农专家”称“非动大手术不可”，因此给出了他的解决之道：
其提纲挈领地说：“解决三农问题，不要再念城市化、工业化、以工补农、以城补乡……流转化、规模化、资本化、产业化、现代化……长久不变、永久都不变等等过时的陈词滥调了”——李专家如此断言，不啻于全面否定现有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实践了吧？
而他给出的解决原则中，有着这样的叙事表达：“……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智慧和办法解决三农问题”。
这些本都是国家政治叙事中常用的表达，但其实，李昌平借此宏大词汇背后，真正想说的就两个词：一是“共同富裕”；二是“利用群众”。
如果读者了解其一贯思想的话，则通过他想要强调的这两个大词，其实就可能明白：走过往那种集体主义（实质上就是“大锅饭”）的老路，才是这位三农专家暗戳戳地最想传达的想法。
而其接下来给出的解决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其一贯的这种思想原则。
一是“要巩固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重构党领导下的基层“村社会一体化”的组织制度体系——“四权统一性：统一的产权、统一的财权、统一的事权、统一的治权。要大办公社，而非私社……”
二是“……要坚持定价权论……扩大农村基层基本组织对农产品的定价权……”。
三是“……坚守土地制度的公平正义底线，配套“增人增地权、减人减地权”的制度……”
四是建立“国家农村土地银行+村集体内置资金互助部”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五是“变乡镇政府为自治政府……八十年代的乡镇以下基本是自治的，是自治体制。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后，乡镇以下权力越来越小……”
“大包大揽的体制、无限责任体制、控制得滴水不漏的体制、上头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的体制，非改不可！
六是“让农村65岁农村老人享受国家基础养老金，三年内达到人均每月1000元的水平“。
七是“以地激励生育。领取国家每月1000元基础养老金的农村70岁以上老人，其承包地权一律退回集体，再由集体配置给新生人口。新生男孩的地权为1，新生女孩的地权为1.5……”
像对于三农问题的诊断上——如认为农业产能过剩；打工增收路确实收窄；基层财政困境；农村光棍问题等，应该说李专家就像”飞机后面挂水壶——有一定的水平”。
但是，这位三农专家开出的药方，真的是望闻问切后的可行性之策吗？
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探讨，以求找到共识中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在找寻解决之道的本质认知上，李昌平所表现出的逻辑、思想路径，却是在拿旧药方治“新病”——即仍是在用走回头路、走老路的“大锅饭”方式解决三农问题，它也因此注定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黄粱梦！
例如，李昌平提到的农村养老问题，也最能引发公众的响应与鼓掌——只是，其要求政府三年内达到1000元/月的目标，显然有点脱离现实。
因为资金来源和可持续性的长远账必得打好、算好，否则，这仍不过是一句引发民意精神中枢一时兴奋，但很快就会归于平淡的口号和流量添加剂而已。
还比如，其提出的“村社会一体化”制度——这一方向非常值得警惕。
李昌平主张重建“四权统一”的基层组织——其中，一句“大办公社”，就非常直白地暴露了其妄想重回“一大二公的铁饭碗”旧时代之思维。
李昌平显然在此预设了一个理想化的基层组织：“廉洁、高效、代表群众利益”——但现实却很残酷，即无论在怎样的制度体系下，只要是权力集中到哪里，则寻租和腐败就可能相跟到哪里。
从目前的人类阶段来看，如果缺乏契约精神、法治精神之下的市场和社会体系，想要靠集体主义的高尚精神与道德自觉的自然而然进行调整与维系，现在来看仍不可能——除非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理想时代。
经历过曾经那个时代的人最清楚：当年，真的就没有对权力的占有、操控与公器私用吗？
李昌平对于“公社”这个大词的无限钟情，恰恰说明他对于过往体系下，对于人性的忽视与个体积极性的压抑，正是当年生产力难以突破的底层原因。
比如，其所称的农村集体组织拥有定价权，显然就存在着现实悖论——除非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农产品的定价权从来就不在生产者手里，而在于流通和金融环节。
像日本农协之所以拥有议价能力，其依靠的是覆盖全国的市场流通网络与金融体系，而非村社内部的“四权统一”——且把定价权寄托于村级组织，本质上是在用组织化的弱势，去对抗市场化的强势，其胜算极为有限。
而“敢用、多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英雄”之说，本身并没错，但如果仅限于对于“人治逻辑”的沉迷，而非“制度逻辑”的坚持，那么，即使可以靠“英雄”一时一地解决一些问题，但当旷世“英雄”不在了怎么办？
相信法治国家之下的制度逻辑，而非并不可靠的人治逻辑，这才是一个社会真正走向进步的根基与动力所在。
另外，像李昌平给出的解决之道“土地银行+内置金融”；以及“增人增地权、减人减地权”每年结账，其操作成本显然极为惊人；这些想法虽有创意，但风险度极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而非他想要的“大公社”体制下，就一定会存在正常市场竞争下的机遇与风险，但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的保障，走向大规模失地，则李专家能负得起这样的重大历史责任吗？
还有所谓用土地激励生育；且给女孩更高地权，初衷或存善意，但逻辑与实操上却很拧巴。
用公共资源去干预私人生育选择，如此政策一旦实施，必会引发一系列利益博弈，比如：假离婚、虚报人口、买卖户口……其复杂性远超专家张口就来的纸面设计。
像李昌平更为大胆提出的“乡镇变为（或曰重回）自治政府”——方向上，当然可以讨论，但很显然“回到80年代”情形非常不现实。
李昌平怀念80年代“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的清晰权责关系，似乎如此怀旧有些道理。
可是，彼时乡镇“三提五统”之下，农民负担沉重的教训，显然不应被人为美化——其所言那时“基层活力无限”，但对农民来说，那却是一段负担沉重的时期，如果李昌平竟然对此视而不见，则真的对不起其专家称号中的那个“农”字！
且如今现实是反向的情形，即国家不再提取农村资源，而是反向输入的反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实，对应的就应是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以，简单说“回到有限责任”也很难解决当下问题。
所以，李昌平的不足非在于具体问题的提出及解决之道的探讨，而是在于“路径依赖”还是“制度方向”的选择上，显然出现了重大偏差！
李昌平的核心判断显然就是：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资本化、规模化路径走错了，他认为应回到集体化、组织化、将“共同富裕”异化为绝对平均主义的旧路上。
一如另一位“三农专家”温铁军一样，他们的判断里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集体化能比市场化更好地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可事实上，无论过往历史路径上的教训，还是现实改革开放中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集体”还是“市场”，而在于治理机制是否健全、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竞争激励是否相容。
三农的问题，还是要放到改革开放，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正道上来，而不是回到李昌平们自以为的浪漫化了的集体主义“大锅饭”里。
或许，李昌平们看到的问题，一如大多数人一样很真实和尖锐，这方面他或自认为是一流的，但他的诊断药方，却有点“电线杆子上的老中医”之感：方案却是二流的，甚至是末流的，甚或是有害的！
毕竟，一些人心心念念妄想回到过往的旧路和老路上去，但专家们冠之以“农”所指的数亿农民们，真的愿意被已证明“此路不通”的旧路、老路再次带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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