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8日，围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提出的一个要求，中日之间展开了两轮隔空交锋。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行使答辩权，直接反驳日本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主张。面对日方随后作出的辩解，中方再次发言，连续质问日本政府，究竟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用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信任。
就在同一天，北京也传来消息。王毅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当面指出，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就无法面对世界，也难以有未来。
中方两次表态之后，朝鲜外务省副相金仙景又在联大发言中把矛头对准日本，直接称日本为“A级战犯”。
一天之内，纽约和北京两个场合，中方从不同方向敲打日本，朝鲜又补上一记重话。高市早苗原本想借联合国大会帮助日本摘掉历史标签，结果却把日本的历史问题和军事动向重新推到了聚光灯下。
高市想删除的，不只是宪章里的几个字。
9月22日，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应当尽快删除“敌国条款”。她给出的理由是，日本加入联合国70年来，一直以“热爱和平的国家”身份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并坚持所谓专守防卫政策。
要正式删除这些内容，需要启动《联合国宪章》修正程序。修正案不仅要获得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支持，还要经过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其中必须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即使争取到不少国家支持，只要无法取得五常一致同意，相关条款就删不掉。
对日本右翼政治力量而言，“敌国条款”代表着战败国身份留下的制度痕迹。推动删除这些条款，可以被包装成恢复日本“名誉”和“国家正常化”。它还与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力，以及进一步松动战后军事约束连在一起。
高市想传递的信息是，日本已经完成历史转身，国际社会应当翻过旧账，接受一个政治和军事作用更大的日本。
可她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历史标签能不能淡化，首先取决于日本今天做了什么，而不是东京如何介绍自己。
中方两记重拳，打在两个不同位置。
孙磊在联大的回应，直接击中了高市说法中的矛盾。
日本把自己描述成坚持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但近年来却持续增加军费，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中远程导弹部署，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并不断讨论修改和平宪法和调整“无核三原则”。日本要求外界相信其和平承诺，却又不断扩大可以用于进攻性作战的能力，这两种形象很难同时成立。
因此，中方没有跟着日本讨论“条款是否过时”这一项技术问题，而是把话题拉回历史与现实。日本究竟有没有真正同军国主义切割，日本扩大军事能力会不会威胁地区安全，这才是周边国家判断日本能否摆脱历史标签的依据。
如果说联合国的答辩是在国际舞台上守住战后秩序，那么王毅在北京会见岩屋毅，则是在日本内部划出另一条路线。
王毅把三件事摆到了桌面上。日本领导人需要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并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岩屋毅随后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场会见传递的信号比单纯警告更有层次。中方反对的是高市政府在历史、台湾和军事安全问题上的危险转向，但中日经贸和民间交流的渠道仍然存在。日本如果选择和平发展，中方愿意推动关系回到正确轨道。如果继续向右转，试图一边削弱战后约束，一边要求中国配合，日本就要承担关系恶化的代价。
朝鲜这句话，戳破了高市最想维持的形象。
朝鲜代表称日本为“A级战犯”，当然带有朝鲜外交语言一贯的强硬色彩。这句话也不会直接决定“敌国条款”能否删除，但它击中了日本最难处理的问题。
日本能否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不能只看美国是否支持，也不能只看东京在联合国争取到多少赞成票，还要看曾经遭受日本殖民和侵略的亚洲国家是否相信日本已经完成反省。
高市越是强调日本的和平身份，周边国家就越会拿日本的现实行动来核对。军费不断增加，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扩张，武器出口限制逐步松动，在台海问题上频繁释放军事介入信号，这些变化都会削弱日本的解释力。
这正是高市弄巧成拙的地方。她想借删除“敌国条款”证明日本已经告别过去，却让国际社会重新讨论，日本是否正在摆脱战后和平道路。
日本希望获得更大的国际权力，本身并不令人意外。但权力扩张需要以信任为基础。东京如果只想删除宪章里的历史痕迹，却不愿正视邻国对日本军事转向的担忧，那么每一次要求“翻篇”，都会变成一次历史与现实的重新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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