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歌厅做保洁，2016年进门，2026年还在干，整整十年。要问这十年我扫得最多的是啥，不是啤酒瓶，也不是果盘签子，是纸巾。软塌塌、轻飘飘，一簸箕一簸箕往外端。你别小看这玩意儿，它比碎玻璃还扎手，扎的是心。
这地方晚上霓虹亮得晃眼，低音炮震得胸口发麻。2016年那会儿点歌还用遥控器，后来扫码，到2026年屏幕大得能照出人脸，可人反倒不爱抬头。来的有庆生的、团建的、陪客户的、失恋的，还有下班不想回家的。白天人模人样，晚上包房门一合，歌一响，酒一下肚，人就不端着了。俗话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包房就成了那个“二三”的临时存放点。
有回凌晨三点多，最后一间客人撤了。我推车进去，空气里是啤酒、香水、烟灰和西瓜汁混成的怪味。灯一开，沙发缝、地毯边、茶几底下，全是纸团。有的一捏就出水，有的硬得像小石子，有的扯成粉丝状，跟谁把心事撕碎了又舍不得扔似的。早先我以为最难收拾的是吐得一塌糊涂，后来发现不是。吐是胃在喊救命，眼泪是心在偷偷漏气。胃受不了会跑厕所，心受不了只会坐着，抽纸，擦，再抽。音乐一响，谁也看不见谁，哭完还能接着笑。
我见过穿西装的男人唱《后来》，唱到一半没声了，低头擦眼镜，其实镜片后面全是水。也见过戴生日皇冠的姑娘，前脚还举杯喊“都给我快乐”，后脚切了首慢歌，眼泪把睫毛膏冲成两道黑河。还有中年大哥，一个人占着大包，不唱也不喝，就盯着屏幕上的老歌发呆，纸巾攥在手里，像攥着一张不敢递出去的名片。歌停了，人散了，桌上剩半盘瓜子，我拖我的地，他们赶他们的路，谁也别问谁。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有次扫到一张便签，夹在沙发垫下面，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妈，我挺好的，就是有点累。”没署名，也没电话。我拿着愣了半天。同事老魏凑过来，说别看了，看多了容易把自己也看进去。我说这咋办？他说能咋办，扫走呗，总不能给人家妈打电话。我最后还是没扔，夹在意见簿最后一页。后来也没人来找。可能写字的人第二天酒醒，自己都忘了；也可能他记得，但不敢认。
下班时天刚亮，我去刘姐早点摊喝豆浆。刘姐问，今天又拉几袋？我说八间包房，七袋纸，一袋花生壳。她笑，说你们这行是不是专收眼泪？我说收不了，只能倒。老魏在旁边接话，说攒攒能拧出二斤故事，可惜没人买。刘姐递来油条，说那这顿算我请，听你们唠得心里发酸。我咬一口油条，心想，这城市每天有多少包房门开开合合，就有多少话筒没关，像谁把半句话撂那儿了。
大人这点本事，说白了就是眼泪一抹，妆一补，地铁一挤，菜一买，孩子一接，跟没事人一样。那一团团纸，真就只是废纸？还是我们把不能说的委屈揉小了，扔在地上，假装它不存在？谁还没在深更半夜，把眼泪憋回去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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