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冬到1937年春季，西路军将士在极端严寒、弹药粮草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与马家军数万骑兵反复交战。大量红军战士被马家军残忍杀害。然而马步青骑五师第一旅旅长马禄，却冒死保全了两百多名被俘红军官兵的性命，其中还包括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这样的高级指挥员 。
马禄，甘肃永登四渠村人，回族，早年投身马家地方武装，凭借作战表现，一步步升任马步青骑五师骑兵第一旅旅长，是河西战场上一支重要的骑兵力量 。
1936年10月，红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马禄部便奉命在靖远、景泰一线布防阻拦红军。吴家川一战，马禄所部遭到红军打击，之后又在一条山、锁罕堡一带被红军主力包围，整个旅陷入困境，粮草断绝，阵地被压缩，部队随时有被全歼的可能。
按照当时西北战场上交战双方普遍的做法，被围困的敌方部队一旦战败，人员很可能会被就地处置。但当时红军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量，希望能够分化马步青与马步芳两股势力，对被包围的马禄旅没有采取全歼手段。红军派出代表和马禄接触，向他讲明全国抗日的形势，希望地方武装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经过谈判，马禄交出一部分粮食，率领全旅撤出包围圈，得以全身而退。
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给马禄留下很深印象。在此之前，马禄长期在西北地方军队体系内，接受的是地方军阀的一套行事逻辑。这一场遭遇战，让他切身体会到红军对待对手的处置方式，也听到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但这并不代表马禄就此脱离原有阵营，后续他依旧服从上级调遣，部队划归马元海指挥，开赴永昌、古浪、临泽倪家营子等地，持续参加对西路军的作战，双方多次发生激烈厮杀，马禄部同样有不少官兵伤亡。战场上两军刀枪相向，厮杀是真实发生的，这也是马禄身上无法回避的时代局限。
倪家营子战役是西路军战斗最为艰苦的阶段，四十多天的拉锯作战之后，西路军弹尽粮绝，大量战士负伤、失散、被俘。马禄所属部队在作战过程中俘获了一批红军人员，其中魏珍团俘获了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同时全旅前后累计俘获红军官兵两百余人 。
俘虏押回马禄旅营地之后，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旅内各级军官按照以往作战经验，纷纷向马禄进言，要求按照上级的通行办法处理这批被俘人员。不少跟随马禄多年的军官都向他说明利害：别的旅抓到俘虏之后都是直接处置，如果唯独本旅保留这么多俘虏，没有向上报送处决数字，一旦师部、军部核查，没有人头可以交差，旅长本人要担责，整个旅都要被追责。还有军官给出折中方案，可以捏造俘虏暴动逃跑的借口，夜里秘密处置之后就地掩埋，对外隐瞒实情，既可以应付上级检查，又不会留下明显把柄。
这些提议，马禄都没有采纳。经历过锁罕堡被围那件事，他内心清楚，眼前这些被俘人员，很多人是愿意投身抗日的战士。他并不打算按照军中惯例把这批人全部杀掉。但直接放走两百多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立刻办到，消息很容易泄露，会招来立刻的追责。马禄权衡现实处境，采取了分步处理的办法。
针对黄鹄显这一位高级指挥员，马禄选择秘而不宣，没有把俘获高级军官这件事上报师部。他安排人把黄鹄显安置在营地内部僻静院落，请军医给他处理枪伤刀伤，提供口粮，没有施加刑罚，也没有把他交给上级邀功。二十多天时间里面，黄鹄显就在马禄的管控之下养伤，旅里知道这件事的人非常少。等到伤势好转，外部风声稍有缓和，马禄准备好普通百姓的便服、干粮和路费，悄悄指明路线，让他趁着夜色离开防区，辗转回归陕北根据地。这件事后来传到马步青耳朵里，马步青对马禄进行严厉训斥，但是并没有对他做撤职查办的重罚，此事暂时搁置下来 。
对于其余两百多名普通被俘红军官兵，马禄没有选择秘密处决。他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这批被俘人员里面，有不少原本就是西北各地普通百姓，被裹挟参加军队，直接全部杀掉不利于安抚地方。同时，国难当头，日本人已经向华北推进，国内应当保存可以抗日的兵员。他以扩充队伍为由，把两百多名被俘人员编入自己的骑兵旅当中。
把人编入自己麾下，只能是权宜之计，风险一直都存在。师部、军部不断会有参谋、巡查人员下来核对战况与俘虏处置情况。马禄需要不断向上做解释工作，反复陈述收编这些人的用处，强调可以用来充实部队、安定地方，反复周旋，把大部分压力揽到自己身上，以此一次次把上级下达的处置命令拖延过去。旅里不少军官依旧内心不安，多次提醒马禄风险，马禄对外表示所有责任由自己承担，不强迫手下军官参与庇护行动，但严令任何人不能私下动手杀害这些被收编人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局面形成。西北很多马家军部队接到调令，要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马禄的部队也接到改编调动命令，离开河西，向东开拔。两百多名原先被俘的红军战士，跟随马禄旅一同离开甘肃河西，一路行军，最后部队驻防陕西洛川一带，这里距离陕北根据地已经很近，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已经形成，环境相比河西时期宽松很多。
借着驻防洛川的机会，马禄逐步安排，分批让这两百多名曾经被俘的红军战士脱离自己的部队，回归陕北。一部分人直接投奔红军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拿到少量路费自行回乡。至此，当年河西战场被俘的这一批人，大部分得以脱离险境，保全性命。
马禄本身属于马家军体系，服从西北军阀的指挥，实实在在参加过河西的多场战事。但在当时普遍杀俘的环境下，他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背后有多方面现实因素叠加。
首先是锁罕堡被围的亲身经历，红军当时没有趁他陷入绝境的时候将其消灭，这件事给他造成直接影响。战场上亲身的遭遇，远比口头的说教更能改变一个将领的认知，他见识过对方在占据优势时的处置方式，轮到自己手握生杀大权的时候，内心会有参照。
当时全国抗日局势快速变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传遍全国。马禄身处西北，也能接收到外界的消息，他清楚中日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认为中国军人应当把力量用在抵御外敌上面，不应该持续大规模内部厮杀。在他看来，保留这批人的生命，未来可以走上抗日战场，比死在内部冲突之中更有价值。
同时，马步青与马步芳之间本身就存在权力矛盾。马禄属于马步青骑五军的序列，而河西作战的前线指挥权被交给马步芳手下的马元海。马禄和马步芳嫡系之间本身就存在派系隔阂。这也给马禄留下了一定周旋空间，马步青虽然训斥马禄，但并不愿意直接把自己麾下能干的旅长交给马步芳处置，这件事才没有上升到军法严惩的地步。如果马禄是马步芳直接统辖的部下，做出这种事，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
当然，这种周旋依旧充满风险。马禄不敢在河西就直接大规模释放俘虏，只能先以收编的名义保全生命，等到部队东调，国共合作的大背景落地之后，才寻找机会分批放行，整个过程处处受限，很多环节只能秘密操作，稍有泄露就会招来祸事。
离开河西之后，马禄继续在抗日前线作战。他的部队后来改编为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升任师长，在河南、陕西前线参与对日作战。在和陕北根据地邻近驻防期间，他和我方人员有过接触，维持抗日合作的关系。抗战结束之后，马禄职务几经变动，1949年选择放下武装，回到甘肃永登老家务农，1970年在家乡去世 。
参考资料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2. 《西路军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4. 《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
7. 《永登县志》
8. 抗日战争纪念网·马禄将领名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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