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四川南充一间审讯室里，一个名叫杨大发的农民反复强调：“我就是杨大发。”面对这句辩解，公安人员没有急于争辩，而是把一份份调查材料摆在他面前。这个在乡村里勤劳朴实、被评为劳动模范的人，真实身份竟是军统特务杨进兴。
事情的突破口，并不是一张通缉令，而是一次人口普查。
杨进兴长期躲过追捕，靠的并非高明的伪装，而是把自己彻底塞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他带着妻子来到南充，自称来自广安，却说不清原籍具体地点。村民起初并未怀疑，毕竟这个“杨大发”干活卖力，待人也算和气，还被划为贫农，在土改和生产中表现积极。
有意思的是，越是看起来没有破绽的人，偶尔露出的细节越容易引起注意。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南充方面发现，杨大发自称没有读过书，可说话办事却颇有条理，和一般农民的经历并不相称。更奇怪的是，他有时被人顶撞，竟脱口而出：“放在过去，早就要了你的命。”话说完后，他又马上改口，仿佛意识到自己失言。
另一次争吵中，妻子只说了一句：“你敢不敢到乡上去交代？”杨大发立刻沉默下来。一个普通农民，为何如此害怕别人追问自己的过去？这些细小反常，逐渐拼出了一个危险的轮廓。
公安人员没有贸然抓捕，而是以普查和调查为掩护，持续了解他的生活经历、言谈习惯以及社会关系。调查越深入，越发现他的来历经不起核对。与此同时，重庆方面的旧案材料也被重新梳理。
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西南推进，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走到末路。蒋介石离开重庆前，曾下令处理关押在当地的革命人士。杨虎城及其家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贵州重新押回重庆。
杨虎城长期被关押，蒋介石曾试图迫使他公开“认罪”，以便把这位爱国将领当作反共宣传的工具。但杨虎城始终不肯屈服。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之际，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采取极端手段，安排人员执行灭口行动。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家被诱骗至重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进入房间后，埋伏在内的杨进兴突然出手。杨拯中遇害后，杨虎城也遭到刺杀。一代爱国将领，就这样死在了特务的屠刀下。
杨进兴并非临时被拉来行凶的普通人员。他参与过军统系统的暴力行动，对杀人灭口早已习以为常。重庆解放前夕，他还参与杀害了三十二名革命人士。行动结束后，他没有随国民党军政人员撤往台湾，而是按照潜伏安排，试图逃往川东。
逃亡途中，汽车发生故障，加上解放军迅速推进，原本一同潜逃的十八名军统人员被迫分散。杨进兴带着妻子和孩子改道南充，随后编造了一套悲惨身世，借此取得乡邻同情。他明白，越是把自己说得凄惨，越容易被当成受苦的普通人。
这个算盘一度奏效了。
在村里，他不谈过去，不显露来历，专心参加劳动。分田之后，他被认定为贫农，干活也格外卖力。谁能想到，一个曾经参与杀害杨虎城的凶手，会在新社会的基层评比中获得表扬？不得不说，这种反差正是案件最令人警惕的地方。
但群众眼中的“先进”，不能替代身份审查。公安人员经过近一年的摸排，将杨大发与重庆旧案、潜伏人员名单以及军统特务的活动轨迹逐一核对。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他们还以宣传农业生产为由，给杨大发夫妇拍照。
照片送到有关人员面前后，曾与杨进兴共事的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进行了辨认。多方面证据最终指向同一个结论：南充乡村里的杨大发，就是当年杀害杨虎城一家的杨进兴。
被捕后，他仍试图抵赖：“我不叫杨进兴。”公安人员没有被这句话打乱节奏，而是将相关证据逐项摆出。面对无法解释的事实，他才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交代了当年逃亡、改名和潜伏的经过。
1955年6月，杨进兴被正式逮捕。此后案件依法审理，旧案中的罪行、潜伏期间的伪装以及他在重庆实施的暴行，都成为审判的重要依据。1958年5月，杨进兴被执行枪决。一个曾以农民身份藏身多年的人，最终还是在确凿证据面前，结束了逃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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