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保镖十年

孙大勇第一次见到周玉琴，是在外滩十八号的旋转门前。

那年他刚从部队退伍，经老班长介绍来面试。推开门的一刹那，一个穿着珍珠灰西装的女人正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背影笔直，声音不疾不徐。窗外是黄浦江的晨雾，衬得她像一幅剪影。

她挂完电话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

“退伍兵？”

“是。”

“打过枪？”

“打过。”

“杀过人？”

孙大勇沉默了两秒：“没有。”

周玉琴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是冬天湖面上的一层薄冰化开一道缝。“没杀过人最好。我要的是保镖，不是杀手。”她把手里的文件夹递给他，“明天来上班。”

文件夹里夹着一份保密协议，和一张十二万的支票。那是二〇〇九年的冬天，十二万够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孙大勇没动那张支票，只是把协议签了。

他没想到，这一签就是十年。

周玉琴的生意做得极大。地产、金融、物流、新能源，每一块都踩在时代的风口上。上海滩提起“周总”三个字，没人不掂量掂量分量。但外面的人只知道她有钱，很少有人知道她怎么挣的钱，更没人知道她一个女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背后挨过多少暗刀子。

孙大勇知道。

十年里，他替她挡过三次蓄意的车祸，五次混在人群里的袭击，数不清的跟踪、偷拍、威胁电话。有一次在虹桥机场的地下车库，四个蒙面人从柱子后面冲出来，孙大勇把周玉琴按在车里，一个人在外面扛了将近三分钟，等增援赶到的时候，他的左臂骨裂，右手还攥着半截从对方手里夺下来的钢管。

周玉琴从车里出来，看了看他垂着的胳膊，只说了一句：“去医院。”

没有谢谢。没有多余的话。但从那天起，她的私人医生每周都会去孙大勇的公寓检查一次恢复情况。这种关心无声无息，账单却从来没让孙大勇看过一眼。

十年里，孙大勇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将近四十的中年人。周玉琴也不再年轻了。她的头发里有了银丝，眼角的皱纹即使化了妆也遮不住。她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开始接手公司的一部分业务。外面的人都说，周总该退了。

可她没有退。

转折发生在一个秋天的傍晚。

那天周玉琴要去参加一个私人晚宴。孙大勇开车，路线和往常一样，先走延安高架，再转南北高架。可他刚驶上延安高架，就发现后面有一辆黑色的商务车跟得太紧了。近光灯打在前车屁股上，始终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不超车，不远离。

孙大勇的拇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

后视镜里，周玉琴闭着眼，靠在座椅上休息。她今天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肩上搭着一条羊绒披肩，脸色比往常更白一些。这几天她太累了，连着开了三天的董事会，每天的睡眠不到四个小时。

孙大勇拿起对讲机，低声说了句什么。前面两公里的匝道口，周玉琴的另一组安保人员开始布控。他轻踩油门，准备在前方下匝道换路。

就在这时，那辆黑色商务车突然加速了。

它的引擎轰鸣声在高架上格外刺耳。孙大勇的反应快得惊人，他猛打方向盘，车子在车流中划出一道弧线，硬生生从两辆货车之间穿了过去。后面的商务车被货车挡住了去路，急刹的车轮声刺破夜色。

周玉琴被甩得撞在车门上，披肩滑落，她睁开眼，没有慌乱，只是问了一句：“几个？”

“一个方向，一辆车，至少两个人。”孙大勇的手稳得吓人，车速不减反增，在车流中游鱼一样穿梭，“坐好。”

周玉琴重新闭上眼睛。她相信他。这十年里，每一次她闭上眼，再睁开的时候，都还活着。

甩掉那辆车之后，孙大勇没有按原路线走。他绕了大半个上海，确认没有任何尾巴之后，把车停在了一条僻静的马路边。他下车检查了一圈，回到驾驶座，才把憋了半天的气压下去。

“路线泄露了。”他说，“晚宴的消息，有内鬼。”

周玉琴在黑暗里看了他一眼。车外路灯的光斜斜地照进来，把她的侧脸勾勒出一道锋利的轮廓。她忽然笑了一下，语气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十年了，你怎么还这么拼？”

孙大勇愣了一下。

他想说，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对。十年，如果只是工作，那三次骨裂、两次缝针、无数个睡在车里过夜的晚上，早该让人厌倦了。可他从来没有厌倦过。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你儿子昨天找我谈话了。”周玉琴忽然说。

孙大勇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了。他知道老板的儿子找过他好几次，话里话外都是“你年纪大了，该退了”，“公司会有安排的”。他没答应，也没告诉周玉琴。

“我说，孙大勇在我这儿一天，就一天是我的人。谁说了都不算。”周玉琴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早就决定好了的事。

孙大勇沉默了很久。久到周玉琴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

“周总，”他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哑，“你别想赶我走。我哪儿也不去。”

周玉琴没说话。她把滑落的披肩重新拢好，闭上了眼。

车里重新安静下来。上海凌晨的街道空旷而清冷，路灯一盏接一盏从车窗上划过，明暗交替，像流过的十年。

孙大勇发动了车，缓缓汇入夜色里。目的地是周玉琴位于西郊的宅子，那里有高墙，有铁门，有全天候的监控。可他知道，她真正睡得安稳的地方，是这辆车的后座。因为前座上，永远有一个不会走的人。

十年了。

还会有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