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10月1日消息，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这日本三大经济团体，已经开始着手协调，计划在2027年3月组建规模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并且希望能够争取同中方高层展开会谈。
按照日方所披露的方案，此次访华团拟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小林健共同带队，一大批日本大型企业负责人随同出访。这是日本工商界对华交流规格最高的传统渠道，如果行程最终落地，将是时隔大约两年之后，日本全国性财界领袖再度集体到访北京。
根据日中经济协会2026年度的事业规划文件记载，这三家机构联合组团访华的交流机制始建于1975年。数十年间，即便中日之间政治关系起伏震荡，外部环境几经波折，该团体原则上几乎每年都会组织大规模代表团来华访问。每一次访华，日方都希望获得中方高层的接见，同时与国内各经济主管部门开展工作磋商。在日本财界看来，这是日本大企业可以直接对接中国决策层的一条重要沟通通道。
原本计划在今年就推进的这一次大型访华，在年初就已经开始筹备，当时报名的工商界人士就达到230余名，完整行程也已经敲定，计划先后走访北京与海南。上一次完整的大型联合访华还要追溯到去年2月，同样是一支230人的代表团。当时日本企业公开表态，承诺继续扩大对华投资，中方也重申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立场。
但到了去年年底，受高市早苗涉台不当言论冲击，中日双边关系迅速降温。日本工商界此前敲定的访华计划被迫搁置。日方多方试探，希望促成一场高规格的会晤，但是中方并没有就此作出日方所期待的接待答复。日方经过研判，意识到短期内很难达成预想当中的交流效果，只能主动宣布将访华行程无限期延后。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事实：中方并没有禁止该代表团入境。访华计划之所以搁置，根源在于日方始终执着于争取高规格接待待遇，幻想维持过去的交流规格，在愿望落空之后，才主动收回出访日程。如今日方重新拟定了访华的时间节点，但依旧只是日方单方面的设想。
急于打通对华沟通渠道的，并不只有这三家全国性经济团体。今年6月，经团联副会长久保田政一借赴大连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契机到访北京，为重启大型财界代表团访华开展前期斡旋。进入8月下旬，来自自民党、公明党以及中道改革联合的三名跨党派年轻日本国会议员也来到北京。议员们直面当前中日关系的困境表达忧虑，呼吁两国保持常态化往来。
与此同时，关西经济联合会、大阪商工会议所，以及京都、神户等地的地方工商团体，原本定于10月18日‑23日，组织一支80人的经贸代表团来华访问。此行同样希望能够和中方高级官员当面磋商，由于中方日程难以协调，日方只能接受现实，将访问时间向后调整到11‑12月。
另一方面，由前外相岩屋毅带队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已经在9月底完成访华，并实现了较高层级的对接。中方明确表态，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深耕市场，共享发展机遇，也期待该协会继续秉持对华友好的立场开展工作。岩屋毅也作出回应，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持续拓展双方交流，深化互利层面的合作。
这也足以说明，中方并没有一刀切切断全部对日沟通渠道。部分团体依旧可以顺利来华，并且得到友好接待，但沟通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方手中。中方并非刻意在日本社会制造裂痕，而是日本政界与财界内部，已经先一步坐不住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本身就是自民党重要的资金后盾，代表一大批和自民党深度绑定的大型企业利益，拥有雄厚财力以及不容小觑的游说影响力。
经团联每年都会对日本主要政党的政策主张开展系统性评估，这份评估结果，往往会成为会员企业进行政治捐款的重要参考。就在今年7月，高市早苗本人还亲临经团联夏季论坛发表演讲。
东京政坛与财界向来深度捆绑，政客渴求大企业提供政治资金与舆论背书；财界则寄希望于政府营造稳定的营商环境。现如今，高市早苗在涉台等一系列敏感议题上不断激化对立，首当其冲遭受损失的恰恰就是这些长期为政党提供资金支持的大企业。
正因如此，日本财界又打算重拾旧模式，筹划数百人规模的大型访华团，试图争取高规格接待，借机当面陈述企业诉求，试图把经济合作和政治问题剥离开来。但如今的现实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中方并不拒绝正常的经贸往来，却绝不会接受日方一边在政治上制造摩擦，一边又想在中国市场获取利益的打算。
日本的政界与财界本就深度交织，理应共同承担双边关系遇冷带来的后果。日方如果希望重新获得以往的对华交流待遇，财界就应当切实发挥自身的游说作用，推动高市早苗切实纠正错误言行，为中日之间高层经济对话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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