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药盒旁边震起来的时候，我正把降压药按早中晚分进三个小格子里。屏幕上是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是南方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小城。我本来不想接，这些年推销养老理财的、卖保健品的、冒充老同事借钱的，什么花样没见过。可那号码连着响了三次，我怕是老家谁换了号，就按了接听。
“是赵哥吗？”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干完活或者刚哭过，“我是春桃。”
我手里的药盒差点扣在地上。春桃。这个名字我七年没听人提过了，连老伴都不知道。
我跟春桃是在城南一个工地认识的。那年我五十三，刚从厂里内退，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八，儿子还没结婚，我心里急，就跟着一个远房侄子去工地看仓库。春桃在工地食堂帮厨，比我小五岁，男人在老家伺候瘫痪的老娘，她出来挣钱供闺女念书。工地上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住的是活动板房，吃的是大锅饭，日子枯燥得很。时间长了，两个孤单的人就搭伙过——她给我洗衣服，我帮她扛米面，晚上收工了坐一块儿说说话。没领证，没办酒，就是工地上人说的“临时夫妻”。这事不光彩，可那时候我真觉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旁边，日子才熬得下去。
我们搭伙了三年。后来工地完工，队伍散了，我回了城北的老小区，她去了南方。走那天她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说：“赵哥，以后别联系了，各过各的日子。”我说好。然后七年，真就一点联系都没有。
我拿着手机走到阳台，把推拉门关上了。老伴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大，应该听不见。
“你怎么有我的号？”我问。
“翻了好久才翻到，”春桃说，“赵哥，我知道不该打这个电话，可我实在没法子了。”
她闺女，就是那个当年念书的丫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去年毕业进了一家做建材的公司。前阵子体检查出来一个毛病，具体什么她说不清，只说医生让赶紧去大地方再看。她手里攒了四万块钱，可听说后续花费不小，她一个女人家，在南方一个小饭馆帮人洗碗，一个月挣两千多，实在撑不住了。
“我不是问你借钱，”春桃在电话里哭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不是在省城安家了嘛，你认不认识医院的人，帮丫头打听打听，哪个地方看这个病看得好。”
我心里堵得慌。七年没联系，一开口就是这事。
“赵哥，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春桃声音低下去，“我再想别的办法。”
我说你等我想想。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十几分钟。楼下广场舞的曲子响起来了，是那首《最美的相遇》，王姨她们跳得正起劲。老伴在屋里喊：“老赵，把阳台那件毛背心收进来，要下雨了。”我应了一声，没动。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扒拉着米饭，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老伴跟我过了三十年，脾气是好，可这种事——你让她怎么想？工地上搭伙过了三年，现在人家闺女病了，你急得跟什么似的。将心比心，要是她当年在外头跟人搭伙，现在那人的孩子有事，她背着我偷偷帮忙，我知道了心里能痛快？
可我又想起春桃那三年。我腰疼的时候她给我贴膏药，她发烧的时候我骑三轮车带她去社区医院挂水。有一回工地停电，板房里黑灯瞎火的，她跟我说她闺女考了全班第三，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对不起孩子，把她一个人扔老家。我劝她，说孩子懂事，知道妈是为她好。那时候我就想，这女人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第二天一早，我去菜市场买豆腐，碰见老周。老周以前在工地干过几年监理，后来不干了，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车摊。我跟他说起医院的事，没提春桃，只说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病了，想打听省城哪家医院看这个病好。老周擦着手上的机油说：“你问刘姐啊，她女婿不是在省城一家大药房做采购嘛，天天跟医院的人打交道。”
刘姐住三号楼，退休前在社区医院管药房，人热心，就是嘴快。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刘姐正在楼下晒萝卜干，听我说完，拍着大腿说：“你早说啊，我女婿认识好几个科室的人。你把那孩子的检查单子发过来，我让他先帮着看看，省得你们跑冤枉路。”
我说没有单子，就是电话里说的。刘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深，但她没多问，只说：“那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让我女婿直接跟那孩子联系。看病这事，越直接越好。”
当天下午，刘姐女婿就打了电话过来。我在旁边听着，他问了春桃闺女几个问题，然后说：“你先别慌，这个情况在我们这边不算特别少见，你到省城来，挂个专家号好好查查，别自己在小地方瞎猜。”又说了几个注意事项，让她们来之前把之前的检查都带上。
我把这话转给春桃的时候，她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我说你别哭，把丫头带来，我让刘姐女婿帮着挂号。春桃说：“赵哥，我……我怎么谢你。”
“先别说谢，把孩子病看好要紧。”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愣。老伴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从卫生间出来，看了我一眼，把盆往地上一放。
“老赵，你这两天不对劲。”
我说没有，就是有点累。
她在我旁边坐下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那个手机，响了三次你才接，接完就去阳台，一讲就是半个钟头。晚上翻来覆去不睡。你当我没看见？”
我没说话。
“是工地上的事？”她问，“还是以前厂里的事？”
我想了想，说：“老伴，我跟你说个事，你别急。”
然后我就把春桃的事说了。从怎么认识的，到怎么搭伙的，到为什么散的，一五一十都说了。说到最后我低着头，不敢看她。
老伴半天没说话。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想她要是摔盆子摔碗骂我一顿，我也认了。可她只是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
“那孩子病得重不重？”
“说是不轻，得赶紧看。”
“你打算怎么帮？”
“刘姐女婿给联系了，先让她们来省城查清楚。要是钱不够……”我顿了一下，“我想把那张三万块钱的存折先借给她。就是咱们去年存的那张，定期的。”
老伴站起来，走到卧室去了。我听见她开抽屉，翻东西，然后拿着那张存折出来了。
“取出来吧，”她把存折放在我手里，“定期取出来损失点利息，救命要紧。”
我抬头看她，她眼圈有点红。
“老赵，你跟她那三年，我不怪你。那时候你在工地，我在家带孙子，谁都不容易。可你得记住，你现在是我老伴，这个家是咱俩的。你帮她，我不拦着，但你得跟我商量着来，不能瞒着我。”
我攥着存折，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跟春桃搭伙那三年，是过日子；跟老伴这三十年，也是过日子。可这两种日子，到底不一样。
春桃带着闺女来省城那天，我跟老伴一起去的车站。春桃看见我老伴，愣了一下，然后鞠了个躬，说：“嫂子，对不起。”
老伴摆摆手，说：“先不说这些，孩子呢？”
丫头站在春桃身后，瘦瘦小小的，脸色有点黄，但眼睛亮。老伴走过去拉起她的手，说：“走，阿姨带你去吃碗热馄饨，吃饱了才有力气看病。”
刘姐女婿帮忙挂了号，又找了个熟人医生给看了看。检查做了一天，结果要等三天。那三天，春桃娘俩住在我儿子家。儿媳刚开始有点不乐意，我老伴跟她说：“你就当是妈娘家那边的亲戚，住几天就走。”儿媳没再说什么，还给孩子炖了排骨汤。
结果出来那天，医生说发现得还算及时，做个手术，后续好好养着，问题不大。春桃听完，腿一软差点坐地上。我老伴扶住她，说：“行了行了，能治就好。”
手术费要六万多。春桃手里四万，我借给她两万，凑够了。她非要打欠条，我说不用，她不肯，最后还是老伴说：“打吧，打了你心里踏实，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春桃娘俩在省城待了半个月。出院那天，春桃来家里坐了一会儿。她买了两箱牛奶，一提水果，还给我老伴买了一条围巾。老伴说你这人，花这钱干啥。春桃说：“嫂子，这三年是我对不住你。赵哥是个好人，可我那时候也是没法子。”
老伴把围巾围上，对着镜子照了照，说：“挺好看的。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把孩子照顾好，比什么都强。”
春桃走的时候，我去车站送她。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双布鞋垫。
“赵哥，这是我前阵子纳的，本来想寄给你，又怕你不收。你腰不好，垫这个软和。”
我接过来，鞋垫纳得密实，针脚细细的。我说：“春桃，以后有难处，可以打电话。但没事，就别打了。”
她点点头，上了车。
回来的路上，我经过社区广场。王姨她们正在跳扇子舞，红扇子一开一合的，像一片一片的云。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七年前工地散伙那天，春桃给我煮的那碗面，也是卧了两个鸡蛋，跟老伴今天早上给我煮的一模一样。
晚上回家，我把那双鞋垫塞进鞋里，大小正好。老伴在厨房喊：“老赵，把那袋小米拎过来，熬粥。”那半袋小米还是春桃来的时候提的，说是她老家自己种的。我拎着小米进了厨房，老伴接过去，倒进盆里，黄澄澄的，一粒是一粒。
日子还是照常过。退休金还是老伴管，我还是每天分药、买菜、下楼跟老周下两盘棋。春桃偶尔发个短信来，说丫头复查结果挺好，已经回去上班了。我就回一个字：好。
那张存折上的定期，后来我们又存回去了。老伴说：“这钱留着，以后谁家有难处，还能应个急。”我说行。
前两天，我在老年大学门口碰见刘姐。她拉着我说：“老赵，你那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病看得怎么样了？”
我说好了。
刘姐拍拍我胳膊，说：“那就好。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难处。能帮一把是一把，可帮完了，日子还得自己过。”
这话我记在心里了。楼下的桂花开了，香得满院子都是。老伴把阳台上的毛背心收进来，说天要凉了。我把药盒装满，早中晚，一格一格摆好。手机搁在茶几上，安安静静的。
这事到最后，谁也没赢，可日子还得往下过。老伙计们，要是你遇到多年前的旧相识忽然找上门，开口就是难处，你会瞒着老伴悄悄帮，还是摊开来一起商量？要是你老伴瞒着你帮了旧相识，你心里能过得去吗？身边有老姐妹遇到过类似的事，也可以转给她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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