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外江水翻涌，国军军官钮先铭从一条倾覆的小船旁游上岸，耳边传来若有若无的诵经声。那时南京城防线已经失守，城中秩序崩溃，许多军民都在寻找逃生之路。
钮先铭循声闯进永清寺，来不及解释身份，只对僧人说：“救救我。”负责接应的守印看了一眼他的军装，立即明白过来，低声喝道：“脱衣！洗头！”
这不是普通的剃度，而是一场与追兵争分夺秒的伪装。钮先铭脱下军服，小和尚把衣服拿去焚毁，守仁则替他剃去头发。军人身上的装备、衣着和发式，都是日军辨认目标的重要依据，必须尽快清除。
剃发之后，他换上僧衣，被临时取了法名“二觉”。一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就这样站进僧人队伍里。寺院并不安全，南京失陷后的搜查随时可能到来，藏身之处也可能转眼变成死地。
没过多久，日军果然闯入永清寺。站在门口的僧人遭到枪击，倒在血泊中。日军随后命令众僧排成一列，逐人检查，气氛压抑得几乎没有人敢喘气。
检查军人，日军往往会看手掌是否有长期握枪留下的老茧，也会查看头部是否有钢盔压出的痕迹。钮先铭刚从法国圣西尔军校回国，任职后主要承担军官工作，并没有留下明显的操练痕迹。教导总队使用德式钢盔，头上也没有日军预想中的勒痕。
有意思的是，日军临走前突然折返，要求他背诵经文。钮先铭短暂迟疑后，背出了半部《心经》。幼年随母亲接触佛经的经历，在这一刻救了他的性命。日军没有发现异常，搜查才暂时结束。
他后来在回忆文字中承认，自己当时害怕得厉害。军人并非没有恐惧，面对随时可能落下的枪口，能保持镇定已经十分艰难。活下来，靠的不只是胆量，也有临场判断和一点难得的运气。
永清寺周边很快成了日军处置遇难者的地点。寺僧和百姓被迫清理尸体，沙滩上堆积着南京城内遇害者，也有被俘的中国士兵。日军砍下石榴树枝，制成简易工具，将尸体推入江中。这样的场景，钮先铭只能隔着寺院和人群看见，却无法施以援手。
一次搜查中，他称一名日军伍长为“阁下”。这个称呼抬高了对方的身份，使其颇为受用。那名伍长随后留下字条，大意是寺院僧众属于平民，应予保护。字条不能改变日军暴行，却让永清寺暂时少了几分危险。
1938年3月，钮先铭随几名僧人转到鸡鸣寺。这里常有日本人进香，他必须继续装作僧人。曾经在日本求学期间见过的军官，也可能在人群中出现。每当熟悉的面孔经过，他都不敢多看一眼。
为了应付来寺参拜、索要印记的日本人，他找来一块石头，刻上“古鸡鸣寺”四字，权作寺印。后来，他还替人书写字幅，以此换取钱物，也借机替寺院挡开一些盘查和骚扰。
钮先铭并未把这些举动看成什么传奇，只是求生。对一个军人来说，剃发、背经、写字，甚至对敌人周旋，都是为了保住性命，等待重新回到抗战队伍的机会。
转机出现在1938年夏天。他借口前往上海办理寺院地契事宜，取得了一张通行证。1938年8月11日，在僧人护送下，他离开南京，经上海辗转抵达武汉，重新找到部队。
这段时间持续了八个多月。部队早已把他列入失踪或阵亡人员，家中也因此遭受了沉重打击。妻子带着孩子苦等无果，后来为生存改嫁。等钮先铭再次出现时，家庭关系已经无法恢复原状。
此后，他兑现了守城军官谢承瑞生前的托付，迎娶谢承瑞的妹妹谢承美。有关这段逃亡经历，后来也被张恨水取材写入长篇小说《大江东去》。而永清寺那声“脱衣！洗头！”，留在南京沦陷前后的历史记忆里，既是僧人的急智，也是一个军人在屠杀阴影下求生的真实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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