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大舅前天走的。昨天念的遗嘱。
律师念到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我表哥的手在桌底下攥了一下。
没人看见。我站在靠门的位置，角度刚好。他那只手先是松开，又攥紧，再松开，指甲在裤缝上刮了两下，像在蹭掉什么东西。我大舅周德明的遗嘱，我站在这里听，是因为大舅走之前那半年，是我在照顾。他的三个子女——我表哥周明远、表姐周明雅、表妹周明溪——从三个不同的城市赶回来，坐在老屋的堂屋里，谁也没先开口。
律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声音没有起伏。我大舅名下的存款，四百万。大儿子周明远，一百五十万。二女儿周明雅，一百万。小女儿周明溪，八十万。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差七十万。
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那个钟是我大舅自己修的，走了二十年没停过。
表哥先说话，声音很平。“爸这个，是按什么分的？”
律师推了推眼镜，说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完再回答。
“剩余七十万，按周德明先生生前安排，另做他用。”
表姐周明雅把包往膝盖上挪了挪。那个包是仿皮的，边角翘起来，露出里面灰白的衬布。她是中学老师，教语文，说话喜欢先笑一下。
“另做他用，是做什么用？”
律师摇头，说这个她不清楚，周先生只留了一个地址，让我到时候交给该交的人。
表妹周明溪坐在最边上，一直没说话。她穿了一双旧球鞋，鞋跟外侧磨掉了一块，走路会有点歪。她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画圈。
我手里攥着一样东西。大舅临走那天早上，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塞给我的。一块旧怀表，黄铜壳子，链子断了半截，表盘上的针停在两点十七分。他塞给我的时候手已经没劲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表在我口袋里，硌着腿。
表姐看了我一眼。“晚晚，爸最后那段，是你照顾的。”
我嗯了一声。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
我想了想。“他说过一句话，说钱是死的，人是活的。”
三个人都看着我，等我说更多。我没再说。
律师把文件收好，说那七十万的事，她会按周先生的嘱托办，说完就走了。
堂屋里剩下我们四个。表哥站起来，走到墙边看那个挂钟。表姐在翻自己的手机。表妹还是低着头。我去厨房给他们倒水，水壶是凉的，我又去烧。厨房的窗台上摆着大舅种的蒜苗，有一根已经黄了。
我站在厨房里，听见堂屋里表哥说了一句：“爸这几年存了不少。”
表姐说：“嗯。”
表妹没出声。
水开了，我把火关上。壶嘴冒出来的白气扑到我脸上，烫了一下。
我端着水出去的时候，表哥正在往门口走，说公司还有事，先走了。他经过我身边，塞了一个信封到我围裙口袋里。
“辛苦你了，晚晚。”
我没接话。信封很薄，我伸手把它抽出来，搁在鞋柜上。表哥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开门走了。
表姐坐了会儿也走了，临走把桌上的一个旧相框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表妹最后一个起身，走到门口，回头说：“晚晚姐，那个地址，你知道是哪儿吗？”
我说不知道。
她点点头，走了。
老屋剩下我一个人。挂钟还在走。我坐到堂屋的椅子上，把口袋里的怀表拿出来，翻开表盖。里面有一行极小的刻字，我凑到灯底下看。
“给晚晚。”
三个字，刻得歪歪扭扭，像用针尖划的。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大舅从来没有单独给过我什么。压岁钱和表哥表姐表妹是一样的，生日礼物也是一样的。我以为在他眼里，我就是妹妹的女儿，一个亲戚。
我把表合上，放回口袋。窗外的天暗下来了，我没开灯。
02
第二天我去银行给大舅销户，柜员说账户里还剩一些零头，几百块。我签了字，把回单折好放进口袋。走出银行的时候太阳很大，照得人眼睛发花。我回铺子——我开了一家修钟表的小店，在云栖路和静安里交叉口，叫“时光修理铺”，开了十四年。
铺子不大，一张工作台占了大半。台面上摆着镊子、油壶、放大镜，还有几个拆到一半的表壳。我把大舅的怀表搁在一个软布垫上，用放大镜看那三个字。刻痕很浅，里面嵌着铜绿，应该是刻了很多年了。
表姐周明雅下午来了铺子。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袋橘子，放在台面上。
“晚晚，我上午去老屋，爸的房间我收拾了一下。”
她坐在旁边那张凳子上，凳子有点晃，她挪了挪。
“爸的抽屉里有个铁盒子，锁着的，我打不开。”
我没抬头，还在看那个表。“钥匙呢？”
“没找到。”她停了一下，“明远说那把钥匙可能在你那儿。”
我放下放大镜。“他没有钥匙。”
表姐没接话，剥了个橘子，放一瓣在嘴里，慢慢嚼。“明远最近生意不太顺，你知道吧。”
“不知道。”
“他那个公司，去年差点出事。爸私下给过他钱，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
我把表壳翻过来，表盖内侧除了刻字，还有一道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撬过。我用镊子尖轻轻碰了碰那道划痕。
表姐又说：“明溪也不好过。她那个前夫，去年还来找她要钱。她没给。现在一个人带孩子，超市的班是夜班，白天睡觉。”
“她昨晚在群里说了一句话。”表姐把手机掏出来给我看。家族群里，表妹发了一条：“爸最后那几个月，有人去看过他吗？”下面没人回。
我看完把手机推回去。
表姐把剩下的橘子收进袋子里，站起来。“那七十万，你说爸到底想干什么？”
“不知道。”
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你那个铺子，开了这么多年，要是想扩，我可以借点给你。”
“不用。”
她走了。
我把怀表重新拿起来，用软布擦表壳。擦到表冠的时候，感觉有点松。我用小钳子轻轻拧了一下，表冠居然转开了。里面是空的，但底部有个极小的凹槽，卡着一枚东西。
我用镊子夹出来。
一枚钥匙。黄铜的，很小，比小拇指还短。钥匙柄上缠着一根红线，线已经褪成粉白色了。
03
大舅的老屋在城东，叫望江小区，楼龄二十多年。我周一下午过去的。三个子女都不在，门没锁，居委会的人说他们上午来过，搬了几件东西走了。
我进屋，客厅里空了不少。红木椅子少了两把，墙上的挂钟还在，已经停了。我走到大舅的房间，抽屉是开的，那个铁盒子还在，锁孔完好。我掏出那枚小钥匙，插进去。
转了半圈，开了。
盒子里东西不多。一张旧存单，一本通讯录，一个牛皮纸信封。存单上的日期是十二年前，金额是七十万，收款人那一栏写着我妈的名字：林小荷。通讯录翻开来，都是老电话号码，很多已经划掉了。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折了两折的纸。
我把纸打开。
是大舅的笔迹，写得很慢，笔画有点抖，像是晚年写的。只有几行字。
“小荷。那年你供我读书，自己没上成。哥一直记着。这钱是还你的。你不在了，给晚晚。别告诉孩子们。”
纸的最后一行，写了一个地址：云栖路七号。
我妈和我大舅的事，我知道一点。我妈是姐姐，大舅是弟弟。外公走得早，家里只能供一个。我妈把机会让给了大舅。后来我妈嫁给我爸，在工厂上班，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城市。大舅当了中学老师，退休后一个人住。我妈走那年，大舅来医院看过她，两个人在病房里说了很久的话。我问过我妈说了什么，她说没什么，就是小时候的事。
我从来没想过那七十万跟我妈有关。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盒子里还有一样东西，我没拿出来：一张我妈年轻时的照片，黑白小相，大概二十岁，扎着两条辫子，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背面写了一行字，钢笔写的，墨水洇了。
“小荷，云栖路七号的同学，你还记得吗。”
我把盒子盖上，锁好。钥匙攥在手心里，铜的，有点温。
走到客厅，我看见厨房的灶台。大舅最后那两个月，我每天来给他做饭，就在这个灶台上。灶台是老式的，水泥抹的，台面贴了白瓷砖，有一块裂了缝。我走过去，用手摸了摸那条缝。不知道为什么要摸它。手指伸进去，碰到一个东西。
一团纸。
我把纸团拉出来。是一张收据，很旧，纸都黄了。上面写着：“今收到周德明交来维修款七十万元整。收款人：云栖路七号业主委员会。”日期是三个月前。
七十万，交到了云栖路七号。
我把收据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大舅写的，只有几个字：“扶手修好了，小荷你放心。”
我站在厨房里，灶台上的火没开，锅是空的。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一声一声地飘上来。
04
第二天我去了云栖路七号。
那是一片老居民楼，六七层高的红砖房，没有电梯。单元门口的台阶裂了好几道口子，墙角的青苔长得发黑。我一进楼道，就看见楼梯扶手是新换的，不锈钢的，锃亮，和周围斑驳的墙面格格不入。扶手上还包着一层塑料膜，没撕干净的地方翘着角。
一楼有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我，抬头问找谁。
我说找业主委员会。
老太太指了指楼上，说三楼有个办公室，不过今天没人，都去医院体检了。
我往楼上走。楼梯是水磨石的，磨得发亮，中间踩出凹槽。每一层拐角都有一个窗户，窗台上放着几盆绿植，有一盆吊兰长得垂下来，叶子扫着地。扶手很稳，我扶着往上走，手心贴着那层塑料膜，有点滑。
走到三楼，办公室的门锁着。旁边的住户门开了，一个老头探出头，花白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头衫。
“你找谁？”
“周德明是我大舅，我来看看。”
老头把门全打开了，让我进去坐。屋子不大，摆满了东西。他给我倒了杯水，茶叶在杯子里打转。
“老周上个月来过一次，你不知道？”
“他来过？”
“嗯。那天是周三，我记得清楚，因为周三社区有义诊。他带了一个师傅来量楼梯扶手，又去找了业委会。后来把钱交了。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他存的，说这楼里老人多，扶手太旧了，前两年摔过一个。”
“摔过谁？”
老头想了想。“摔的是二楼的老赵，那年冬天，扶手锈断了，老赵抓着扶手从楼梯上滑下来，摔断了腿。后来就一直坐轮椅。老周为这事一直过意不去，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扶手是物业的事。”
“他跟老赵认识？”
“年轻时候是邻居。后来老周搬走了，老赵还在这儿。老赵前年走了。走之前老周来看过他，两个人关着门说了半天。”
老头喝了口水，又说：“老周那天走的时候，在楼下站了很久，抬头看这楼。我说你看什么呢。他说，这楼里住着他一个同学，叫小荷。我说小荷早搬走了。他说他知道。”
我握着水杯，杯壁很烫。
老头忽然想起什么，起身去柜子里翻，翻出一个旧茶叶罐，铁皮的，上面印着山水。“这个，老周留下的，说放我这儿，要是有人来问，就给人家。”
我接过来。茶叶罐很轻，晃一晃，里面有东西响。打开盖子，最上面是那张我妈的照片——和铁盒里那张一样，但这一张背面没有字。照片下面是一个存折，翻开，户名是我，林晚。里面的钱没动过，余额七十万。
存折最后一页夹了一张小纸条，大舅的字：“晚晚，铺子该换了。别省。”
我把存折合上，放回茶叶罐，盖子扣好。老头看着我，没说话。窗台上的吊兰垂下来，叶子尖有一点枯。
老头忽然又说：“老周那天还去看了老赵常坐的那把椅子。椅子在楼道口，没人坐。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椅子擦了擦，走了。”
05
我抱着茶叶罐回到铺子。那天下午来了两个客人，一个换表带，一个修闹钟。我修闹钟的时候手有点抖，螺丝掉到地上两次，弯腰找了很久。第一次掉在柜台底下，我趴在地上够了半天。第二次掉进了一个纸箱缝里，我把纸箱搬开才找到。
晚上的时候，表妹来了。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苹果。她穿着一件洗得起球的卫衣，袖子长出来一截。
“晚晚姐。”
我让她进来坐。她坐在凳子上，把苹果放在台面上，手指无意识地碰了碰我放在那里的怀表。
“这个表，爸的？”
“嗯。”
“我知道钱的事了。”她低着头，“明远哥跟我说了，那七十万是给姑姑的。姑姑不在了，就给你。”
我没说话。
“我不怪爸。”她的声音很轻，“我离婚那年，爸来我那儿住了半个月，帮我带孩子。他从来没说过我什么。他走之前一个月，给我打电话，问我缺不缺钱。我说不缺。他说，那就好。”
她抬起手擦了一下眼睛，动作很快。“其实我缺。但我没跟他说。”
“我知道。”
“你知道？”
“大舅知道。”
表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她把苹果一个一个从袋子里拿出来，码在台面上。苹果有大有小，有一个带着疤。
“这是我房东家树上摘的。她让我给你带几个。”
她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我妈要是也在就好了。”
她走了。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几个带疤的苹果。台灯照着怀表，表针还停在两点十七分。我用镊子把表壳打开，开始清理里面的机芯。齿轮锈了，得一点一点弄。锈最重的是擒纵轮，爪尖几乎被铜绿糊死了。我用油笔蘸了最细的润滑油，一点一点渗进去。
修到一半，手机响了。是表姐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老屋的挂钟照片，配了一句话：“这个钟我搬回家了，修好了走得很准。”下面表哥回了一个“嗯”。表妹没有回。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台面上，继续修表。
06
后来的事，说起来也没什么。
表哥周明远把老屋的红木椅子卖了，钱转给了表妹。没跟任何人说，表妹收到转账才知道。她给表哥发了一条消息，表哥没回。表姐把那面挂钟搬回自己家了，修了两天，修好了，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段钟摆摇摆的视频，没人说话，但每个人都看了。表妹在群里发了一条：“爸的茶叶罐在晚晚姐那里。”下面表哥回了一个“嗯”。
云栖路七号的扶手，业委会把旧的塑料膜撕了。老太太说，老赵的轮椅推上来的时候，他老伴哭了，说老赵要是晚两年摔就好了。
我修好了大舅的怀表。表针重新走起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零三分。我没有调时间，就让它从两点十七分开始走。慢是慢了，但走得稳。我把表放在柜台最里面，用一块软布盖着。有人来修表，问我那块怀表卖不卖，我说不卖。那人说，旧表不值钱。我说，嗯。
铺子的招牌换了新的，木头牌，还是那四个字。隔壁理发店的老板娘问我是不是发财了，我说没有。她说那你换什么招牌。我说旧的裂了。
一天傍晚，表妹来铺子门口放了一束花。是野花，黄的白的，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没进来，放下就走了。我透过玻璃门看见她的背影，鞋跟还是磨歪的，走路有点歪。
我把花拿进来，插在一个修好的旧茶壶里，搁在窗台上。茶壶漏水，水一滴一滴往下走，在台面上洇开一小片。我拿抹布擦了，继续修下一块表。
天快黑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云栖路七号那个老头打来的，说业委会想给楼里老人装个防滑垫，问那笔钱够不够。我说够。
挂了电话，我把那块怀表从柜台里拿出来，看了看。表盘上的针还在走。我把它包好，放进一个旧布袋里，搁回柜台最里面。
门口进来一个客人，一个年轻女人，拿着一块不走的手表。我接过来，翻开后盖，里面的电池没电了。
“换一块就行。”我说。
她问多少钱。我说二十。
她掏钱的时候看见我工作台上那些零件，问我：“你修了多少年了？”
“十四年。”
“还能修多久？”
我把新电池装进去，表针开始走。我把表递给她。
“能修多久修多久。”
她走了。我把台面上的工具收好，茶壶里的野花掉了一瓣在水里。我捞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然后扔进旁边的废料盒。盒子快满了，全是坏的齿轮和断了的发条。
我坐下来，打开台灯，拿出下一块要修的表。
窗外有人走过，影子在门口停了一下，又走了。我没抬头。手里的镊子夹着一根游丝，很细，稍微用点力就会断。我屏住呼吸，把它装回摆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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