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二年秋，洛阳城东的杜宅里，五十四岁的杜审言已经病了很久。
这年夏天他刚被加授修文馆直学士，那是他一生中离皇帝最近的官职。
此刻他躺在榻上，宋之问和武平一前来探病。
宋之问是考功员外郎，武平一是武则天的侄孙，都是他晚年最亲近的文坛同僚。
他们问他病势如何，杜审言答了一句话。
《新唐书·杜审言传》记下了这句回答：“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
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
造化小儿在折磨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不过我活着一天，就压你们一头，如今要死了，也算一件大慰事。
只是遗憾，找不到接替的人。
他说这话时，榻边站着的是整个初唐最有分量的两个文人和一个皇亲。
他没有客套，没有感伤，没有对身后事的交代。
只有一句刺穿在场每个人的自夸。
这就是杜审言。
他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用最狂的话说最真的心。
他的狂不是后来才有的。
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他在吏部做校考使，负责给官员的述职报告写评语。
这个职位需要文才，也需要分寸。
有一天他写完判词，搁下笔，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味道必死。”
旁人吓了一跳。
苏味道当时是天官侍郎，吏部二把手，正三品大员，怎么突然就要死了？
杜审言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后半句——“彼见吾判，且羞死。”
他要是看了我写的判词，会羞愧而死。
这话被《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了下来。
苏味道本人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报复他。
不仅没有报复，两人后来还成了朋友。
苏味道写下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两度出任宰相，是初唐政坛和文坛都站得住脚的人物。
杜审言看不起他，他却不计较。
这大概是唐人的气度。
但“味道必死”只是前菜。
杜审言最著名的狂言是另一句，被南宋祝穆编入《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原话是：“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
屈原和宋玉，只能给我当属官。
王羲之，见了我的书法得称臣。
这句话在后世流传极广，几乎成了杜审言的标签。
南宋诗人梅尧臣在诗里引过，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里也引过，引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只多了一句：“我诗可使苏李为奴。”
苏武和李陵，汉代五言诗的源头人物，在杜审言嘴里只能做奴仆。
这些话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是疯话。
放在杜审言身上，是实话的另一种说法。
他确实有资格说。
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杜审言中了进士。
这一年他大约二十五岁，被分配到隰城县做县尉。
隰城在今天山西汾阳一带。
一个进士出身的年轻人，从县尉做起，这在唐代是常态。
不寻常的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将近十年。
十年之后他才因为诗名被召入朝中。
在朝中，他与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等人一起被聘为修文馆直学士。
官方规定，天子宴饮游玩，只有宰相和学士可以跟从，当时能够享此荣誉的学士仅二十四人。
这个名单里，有初唐最有才华的一批人。
杜审言在其中，靠的不是关系，是诗。
他写诗有他自己的一套。
初唐的宫廷诗大多华丽空洞，堆砌辞藻，歌颂太平。
杜审言也写应制诗，但他写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同样写牛郎织女，别人写鹊桥相会的欢喜，他写的是“兔欲落，鹊停飞”，是相会的短暂和等待的漫长。
他更著名的作品是《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一片生机盎然的春色，结尾却落在“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上。
春天的明媚和游宦的孤独，在他笔下并存不悖。
但他最被人称道的诗，写的是边塞。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苏味道要随军出征，杜审言写了一首《赠苏味道》送他。
诗中有两句：“据鞍雄剑动，插笔羽书飞。”
骑在马上，雄剑震动；放下笔，军书飞传。
这两句把文人的笔和武将的剑放在一起，既有书生的自信，又有战士的豪气。
这不是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边塞，杜审言亲眼见过边地的风沙。
他在隰城待了十年，隰城就在今天的山西，离北方的边关不远。
他的狂放和才华让他结交了一批朋友，也让他树敌无数。
最大的转折发生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
这一年他因事获罪，被贬到吉州做司户参军。
吉州在今天江西吉安一带。
送行者中有陈子昂、宋之问等四十五人。
一个被贬的官员，能有四十五个文人来送行，可见他在文坛的地位。
吉州不是个好去处。
到了那里，杜审言和同僚的关系迅速恶化。
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讷合谋诬陷他，给他定了死罪，关进狱中，准备借机杀他。
这时候，他的次子杜并站了出来。
杜并当时十六岁。
关于他的年龄，史料有不同记载。
《旧唐书·杜审言传》写的是“年十三”，但《大唐新语》和杜并墓志记载的是十六岁。
杜并墓志是苏颋撰写的，苏颋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和官员，他的记载应当更可靠。
圣历二年七月十二日，周季重在府中设宴。
杜并怀里藏了一把刀，混入了宴会。
等到酒酣之际，他突然拔出刀刺向周季重。
周季重被刺中，当场倒地。
杜并随即被周季重身边的侍卫杀死。
周季重临死前说了一句话，被《旧唐书》记了下来：“吾不知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
我不知道杜审言有这样一个孝子。
是郭若讷把我害到了这个地步。
杜审言因此免于一死，但被免去官职，回到了洛阳。
他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祀杜并。
士人亲友都哀悼杜并的孝烈，苏颋为杜并写了墓志铭，刘允济写了祭文。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国。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为父报仇，刺杀陷害父亲的人，自己也当场殒命。
在唐代那个崇尚孝道和侠义的时代，杜并的名字被天下人知道。
他的死换来了杜审言的生。
三年后，武则天召见了杜审言。
她准备重新起用他。
见面时，武则天问了一句：“卿欢喜否？”
杜审言听了，当场蹈舞谢恩。
武则天让他作《欢喜诗》，看了之后赞叹推重他的文才，授予他著作佐郎的官职，不久又升为膳部员外郎。
蹈舞谢恩，是唐代臣子对皇帝表达极度感激时的动作。
杜审言做了。
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刚从死牢里出来，此刻面对武则天，他跳起了谢恩的舞蹈。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史料只记载了他的动作和他写的诗。
诗没有流传下来。
几年后，他的人生再次翻转。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五王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复辟。
杜审言因为曾经依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被贬往岭南的峰州。
峰州在今天的越南境内，距长安七千六百多里，是唐代诗人被贬得最远的地方之一。
从洛阳到峰州，要过湘江，越大庾岭，经广州，再往西南走。
杜审言一路南行，写下了《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湘江北流，他却南行。
水往故乡流，人往天涯去。
他过大庾岭时也写了诗，但没有留存下来。
沈佺期有一首《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情形——“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过了大庾岭，就是岭南了。
他们一行被贬的文人曾在端州相遇，宋之问在端州驿站的墙壁上看到了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的题诗，感慨之下写了一首：“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
岂意南中多歧路，千山万水分乡县。”
他们本以为到了南方可以常见面。
到了之后才发现，岭南太大了，千山万水把每个人隔开。
云摇雨散，海阔天长，音信稀少。
杜审言在安南写下了《旅寓安南》：“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
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交趾的气候和中原完全不同，冬天来得迟，暖气催得快，仲冬时节山果还在成熟，正月里野花已经开了。
他写异乡的风物，不写自己的心情。
但“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这一句，已经说了一切。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杜审言遇赦北归。
他回到长安，被授予国子监主簿的官职，加修文馆直学士。
景龙二年五月，他正式成为修文馆直学士。
这年秋天，他病逝了，年约六十余岁。
宋之问为他写了祭文，武平一上了表。
葬在河南郡偃师县首阳之东原，追赠著作郎。
宋之问的祭文开头是这样写的：“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月日，考功员外郎宋之问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馆学士杜君之灵：呜呼！
位曰大宝，才曰天爵，辞业备而官成，名声高而命薄。”
才与位，名与命，从来就不成正比。
宋之问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杜审言去世四年后，他的孙子杜甫出生了。
杜甫的父亲是杜闲，杜审言的长子。
杜审言有四个儿子：杜闲、杜并、杜专、杜登。
杜闲官至奉天县令，杜专做过开封县尉，杜登做过武康县尉。
他们都不如那个十六岁就死去的杜并出名，也不如他们的父亲出名。
但他们中的杜闲，生下了一个足以让整个杜氏家族被历史记住的孩子。
杜甫没有见过他的祖父。
杜审言去世时，杜甫还没有出生。
但杜甫一生都在说他的祖父。
他说“诗是吾家事”，说“吾祖诗冠古”。
他在《进雕赋表》中写道：“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杜甫的这些话，后世的学者认为有夸张的成分。
在注重门第的唐代社会，杜甫言及杜审言的真实意图，有借祖父的声望抬高自己的成分。
但杜甫也确实继承了杜审言的东西。
杜审言对格律气韵一丝不苟的精神，以血脉的形式传给了杜甫。
杜审言的五言排律是初唐的代表，杜甫的五言排律在继承其祖的基础上做了发展。
而“文章四友”这个称号，是杜审言身后才产生的。
它最早见于《新唐书·杜审言传》：“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
但《旧唐书》中从未提到过这个称号，宋之问的祭文中也没有。
有学者考证，“文章四友”在初唐文坛很可能并不存在，是《新唐书》的编撰者为了配合宋代尊杜的时风，为了提高杜审言的文学地位，为杜甫的诗歌传承树立一个家族背景，才将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列，加上了“世号”二字。
《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
从欧阳修等人对杜甫的推崇，到杜审言被重新认识，史书的撰写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这个考证是否成立，学界尚有争论。
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杜审言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的孙子才被后世牢牢记住的。
被孙子送进文学史，这是他的命运。
但他值得被记住的，不只是他有一个伟大的孙子。
他临终前对宋之问和武平一说“久压公等”，这句话放在他的整个一生来看，不是妄言。
他确实在诗上压了很多人。
从670年中进士到708年去世，三十八年的宦海沉浮里，他做过隰城县尉、洛阳丞、吉州司户参军、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
他的官职始终不大，最高不过是五品的膳部员外郎。
但他在诗上的成就，确实让同时代的人无法忽视他。
他的诗现存四十三首，其中五律、五排、七律、七绝都有佳作。
他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对律诗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他的狂放和才华，在初唐那个蓬勃向上的时代里，是一个独特的样本。
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可以因为才华而狂，也可以因为狂而被人记住。
景龙二年秋天，洛阳杜宅的那场对话结束后不久，杜审言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杜甫还没有出生。
但他留下的那些诗，和他那句“久压公等”的话，穿过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
他的孙子杜甫后来说“吾祖诗冠古”，或许不全是实话。
但杜审言自己说过“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这句话，他是当实话说的。
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把狂话说成实话。
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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