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三年八月，南丰曾家宅院里传出一声婴啼。
这一年是公元1019年，距离北宋立国已近一甲子。
院中梧桐正茂，谁也想不到这个新生儿日后会以“唐宋八大家”之名传世，更不会想到，他会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为九个妹妹的婚事耗尽心力，成为宋代最忙碌的大舅哥。
一
曾巩排行第二，上有兄长曾晔。
祖父曾致尧官至直史馆，父亲曾易占亦登进士第，做过宜黄、临川二县尉。
耕读传家的门风延续数代，南丰曾氏在乡里颇有声望。
曾巩十二岁试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不凡，族中长辈看了都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然而命运翻云覆雨。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曾易占任信州玉山县令时遭人诬陷。
事情的起因颇荒唐，知信州钱仙芝向曾易占索贿，曾易占不给，钱仙芝便罗织罪名，诬告他贪赃枉法。
朝廷不辨真伪，将曾易占革职，发配广南衙前编管。
虽然不久后事实得以澄清，但官职已然失去，这一赋闲便是十二年。
祸不单行。
曾巩的祖父长期在外为官，南丰老家既无房屋，又无田地。
父亲一丢官，全家十余口人立刻陷入“无田以食，无屋以居”的困境。
曾巩那一年十八岁，刚刚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归来，迎面撞上的便是这满屋愁云。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京师之行中，曾巩与一位同样年轻的士子相识。
那人叫王安石，临川人，比曾巩小两岁。
两人一交谈便觉投契，曾巩后来在《寄王介卿》中回忆：“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
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
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
秋日疏帘之下，两个年轻人谈古论今，毫无保留。
这次相遇，奠定了贯穿一生的友谊，日后曾巩选妹婿时，这份交情也成了他考虑的因素之一。
二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曾巩与兄长曾晔再次赴京应举。
这一次，曾巩带了数十万言的文章，上书欧阳修，并献上《时务策》。
欧阳修读了之后大为惊异，形容他的文章如“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并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然而发榜之日，兄弟二人双双落第。
有人写了打油诗嘲讽：“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
有似帘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曾巩听了，没有辩驳，只是埋头继续读书。
倒是王安石看不过去，写了一首长诗为他辩护：“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王安石相信，曾巩的才华终不会被埋没。
命运的重击还在后头。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六月，朝廷终于重新起用曾易占。
曾巩陪父亲乘船赴京就职，途中经过金陵。
曾巩利用休息间隙，专程去滁州看望被贬的恩师欧阳修，再匆匆赶回。
不料曾易占染上重病，竟在金陵病逝。
曾巩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幸亏欧阳修的朋友杜衍出手相助，才得以成殓父亲，扶柩返乡。
二十八岁的曾巩，在金陵到南丰的漫长水路中，独自护送着父亲的灵柩。
他后来在诗中写道：“凶祸甘独任，危形载孤艎。
崎岖护旅榇，缅邈投故乡。”
父亲一死，家道彻底败落。
曾巩的学业无以为继，只能辍学。
此时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
——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加上继母朱氏，一家十几口人，没有田地，没有房屋，全部重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曾巩的兄长曾晔此前已经去世，排行第二的他成了实际上的长子。
继母朱氏膝下，他需要尽孝；在众多弟妹面前，他又要担起父亲的角色。
曾巩没有怨天尤人。
他带着全家回到南丰，在父亲生前好友、建昌府知府刘沉的帮助下，在南源庄买了一块田地，建了临时住所，开始了“耕读并进”的生活。
三
南源庄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曾巩和弟弟们一起下田干活，农忙时住在田间草棚，农闲时则带着弟弟们到临川游学，坚持读书。
他在《读书》诗中描述那段岁月：“吾性虽嗜学，年少不自强。
所至未及门，安能望其堂。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十年间，曾巩从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变成了年近四十的中年人。
他亲自教导弟弟们读书，曾布、曾肇、曾牟——这些弟弟后来都成了有名望的人物，而当时他们不过是跟在兄长身后认字读书的孩童。
曾巩治学严谨，一代名儒陈师道、王无咎都曾受过他的教导。
弟弟们渐渐长大，学业也有所长进。
但曾巩心里始终压着一块石头，越来越沉重。
那是九个妹妹的婚事。
曾巩后来在《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中写道：“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既孤而贫，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
这段话里藏着双重忧虑——怕妹妹们错过了出嫁的年龄，更怕她们嫁错了人。
宋代女子通常在十五六岁至二十岁之间出嫁。
曾家九个妹妹，年纪从幼年到及笄不等，每一个都亟待婚配。
而曾家当时的状况，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并不夸张。
一个没有功名、没有官职、没有田产的读书人，要给九个妹妹找到合适的夫家，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
曾巩择婿的标准，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
多年以后，曾巩在《祭王平甫文》中写道：“念昔相逢，我壮子稚，间托婚姻，相期道义。”
这“相期道义”四个字，正是他挑选妹婿的核心原则。
他不看重眼前的富贵，也不盲目攀附权贵。
在他的观念里，一个品行端正、有真才实学的人，远比一个家财万贯的纨绔子弟可靠。
曾巩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知根知底。
他的妹婿，几乎全部来自他的文人朋友圈。
这些人他认识多年，了解他们的学识、品行和潜力。
在他眼中，一个正在苦读的寒门士子，如果文章写得扎实，人品经得起考验，那便是良配。
这样的择婿标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并不寻常。
宋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富贵人家嫁女往往索要巨额聘财，寒门之家则常常因嫁资不足而发愁。
曾巩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宁可不要聘财，也要为妹妹找一个真正值得托付的人。
先看他的妹婿名单。
据曾巩本人撰写的墓志铭及曾肇行状记载，九个妹妹（其一早夭）的婚配如下：大妹嫁郓州平阴县主簿关景晖；二妹嫁扬州江都县主簿王无咎；三妹嫁王安国，即王安石的胞弟；四妹嫁会稽关景宣；五妹嫁福州王彦深；六妹嫁侯官王深父；七妹再嫁王无咎（前夫去世后改嫁）；八妹许嫁大理寺丞王几，但未及出嫁便病逝；九妹嫁江都王幾之弟。
这份名单透露出几个信息。
第一，曾巩的妹婿大多出身寒微。
王无咎家境贫寒，关景晖虽出身官宦人家，但议亲时尚未中进士。
第二，这些人在与曾家联姻时，大多还没有功名在身。
第三，他们后来多有成就——王无咎、王彦深与曾巩同榜中进士，关景晖是嘉祐八年进士。
五
关于曾巩究竟有几个妹妹、妹婿分别是谁，史料中存在一些出入。
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妹九人”，而王安礼在《太常博士曾公夫人朱氏墓志铭》中则记载“夫人有女九人”，两者对婚配对象的记录也不完全一致。
这种差异并不奇怪。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有过两位妻子，曾巩的生母吴氏早逝，继母朱氏抚养了众多子女。
曾巩的妹妹中，有同胞的，也有异母的。
加上其中一位早夭，另一位许嫁而未嫁便去世，不同记载之间出现参差在所难免。
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名单，我们能看见一张精心编织的婚姻网络。
关景晖，越州山阴人，出身官宦世家，嘉祐八年进士。
曾巩将大妹嫁给他，看中的是关家的家学渊源和关景晖本人的才学。
王无咎，字补之，南城人，是曾巩的得意门生之一。
曾巩不仅把自己的二妹嫁给了他，七妹后来也嫁给了他——二妹去世后，七妹续嫁。
一个人先后娶了曾家两个妹妹，足见曾巩对王无咎的信任之深。
王无咎后来与曾巩同榜中进士。
最值得一提的是三妹的婚事。
曾巩的三妹早年曾许配给一户人家，后来曾家家道中落，那户人家便悔了婚约。
曾巩为此深感不平，后来将三妹嫁给了王安国。
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才华横溢，为人耿直。
曾巩与王安石本是挚友，这门亲事既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两个文化家族的深度联结。
王安国后来在科举中也有不俗的表现。
曾巩选妹婿的逻辑，说到底就是两条：看人品，看才学。
他在给妹妹们选择夫婿时，不是在做“一锤子买卖”，而是着眼于长远。
一个寒门士子今天穷困，不代表明天没有出息——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在最困顿的时候依然坚持读书，最终在嘉祐二年一举成名。
所以他相信，那些正在苦读的年轻人，只要品行端正、才学扎实，就值得托付。
六
九妹曾德操的故事，最能体现曾巩对妹妹的深情。
曾德操，字淑文，嫁给了江都人王幾。
王家贫困，曾德操嫁过去后“垢衣菲食，未尝以为歉”，穿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从不觉得有什么可抱怨的。
曾巩在墓志铭中记她“为人柔嫕静颛，动止以仪度，平居温温，一言笑不妄也”，说她在与人相处时“自处者常取其后”，分衣食时“自与者常取其薄”。
不幸的是，曾德操三十一岁便去世了。
她死时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和两个更小的女儿。
曾巩为她写墓志铭时，落笔沉重，铭文中写道：“既艰其生，又不介之寿。
维笃于仁，尚克臧厥后。”
生时艰辛，又不予长寿，唯有她笃厚的仁德，或许能庇佑后人。
而更令曾巩心痛的，是八妹曾德耀。
曾德耀，字淑明，许嫁大理寺丞王几，“行有日矣”——婚期都已经定好了。
然而就在嘉祐六年九月，她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岁。
曾巩在《曾氏女墓志铭》中记下了这件事，那种眼看着妹妹即将出嫁却骤然失去的痛苦，虽然没有直白道出，却渗透在每一个字里。
曾巩在《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开头那几句话，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吾既孤而贫，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
赖先人遗休，嫁之皆以时，所嫁之者皆良士。”
他说，幸赖先人积德，妹妹们“嫁之皆以时”，且“所嫁之者皆良士”。
可是紧接着，他的笔锋陡然一沉——“而十馀年间，死者四人。”
十余年间，九个妹妹中有四个先后去世。
曾巩用“曾不章显于世而夭，吾故不知夫哭之之恸也”来形容自己的悲痛。
他说自己不知道该怎样表达那种恸哭之情。
一个以文辞名世的人，面对至亲的离去，竟也说“不知夫哭之之恸”——那是文字无法承载的悲伤。
七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
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
年近四十的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以及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一同赴考。
放榜那天，曾家六人全部中进士，轰动朝野。
同榜之人中，还有苏轼、苏辙兄弟，程颢、程颐兄弟，张载等人。
这一榜后来被称为“千年龙虎榜”，汇集了北宋最杰出的一批人才。
主考官欧阳修加上苏洵，一次考试就汇集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位。
然而即便如此，曾家“一门六进士”的佳话依然独具光彩。
曾巩从十八岁首次赴京赶考，到三十九岁终于登第，中间经历了整整二十一年。
这二十一年里，他经历了父亲遭诬陷罢官、父亲客死他乡、兄长去世、家道中落、耕读度日、操持十三个弟妹的生计。
二十一年，他从少年变成了中年，从被王安石称为“子稚”的年轻人，变成了撑起一个家族的中年人。
放榜那天，南丰曾氏从一个落魄的耕读之家，一跃成为一乡之望。
但这远远不是终点。
曾巩中进士后，历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后来出任越州、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的知州。
他在越州时值岁饥，出粟五万石贷民为种粮，使农事赖以不乏。
他在地方治理上秉持的正是当年耕读岁月中积累的对民生疾苦的体察。
曾巩的弟弟们也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各有所成。
曾布官至宰辅，参与熙宁变法；曾肇历仕四朝，参与编修《神宗实录》。
加上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南丰曾氏一族在文学、政治上均有建树，后世合称“南丰七曾”。
从太平兴国八年曾致尧考中进士算起，到南宋宝祐元年的二百七十一年间，南丰曾氏一族登进士第者共五十五人，解试四十四人，荐辟十九人，在朝为官者超过百人。
一个家族在近三百年间持续不断地输出人才，这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科举史上都极为罕见。
这一切的转折点，都在嘉祐二年。
而嘉祐二年的转折点，源于此前二十年曾巩在困境中的坚持——包括他对九个妹妹婚事的操持。
那些妹婿——王无咎、王彦深、关景晖、王安国——后来有的成了进士，有的成了名儒，有的在地方治理中有所建树。
他们与曾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姻亲，更是学术上的同道、政治上的同盟。
一张以“道义”为纽带的婚姻网络，将南丰曾氏与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士大夫紧密联结在一起。
八
曾巩晚年在江宁府度过。
元丰六年四月，公元1083年，他病逝于江宁，终年六十五岁。
南宋理宗朝追谥“文定”，世称“南丰先生”。
《宋史·曾巩传》评价他：“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苏轼也作诗称赞曾巩：“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
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然而，在所有关于曾巩的评价中，最能触动人心的或许不是这些关于文学的定论，而是他在《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中留下的那句话——“吾既孤而贫，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
一个“大惧”，一个“又惧”，道尽了一个兄长在最艰难岁月中的全部忧思。
他怕妹妹们错过年华，更怕她们所托非人。
在他自己还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让九个妹妹都有好的归宿。
南源庄的田埂上，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在油灯下教导弟弟读书，闲暇时则琢磨着妹妹们的婚事该找哪家的子弟。
他的朋友圈里有王安石、欧阳修、王无咎——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他的妹婿，有的成了他妹妹子女的姻亲。
他用一支笔、一腔道义，在困顿中织就了一张足以支撑整个家族走向兴盛的婚姻之网。
王安国娶了曾巩的三妹。
王无咎先后娶了曾巩的二妹和七妹。
关景晖娶了曾巩的大妹。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在迎娶曾家女儿时，都还不是进士，都还只是苦读中的寒门士子。
曾巩看中的是他们的人品和潜力，而非当下的功名富贵。
这份眼光，最终被时间验证了。
那些曾经在他身边读书的弟弟，那些他一手挑选的妹婿，那些他含辛茹苦养大的妹妹们，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与政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南丰曾氏，从一个耕读之家，成长为两宋之际最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之一。
而曾巩，那个为九个妹妹婚事操碎了心的大舅哥，在史册中留下的，不仅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学荣光，还有一个兄长在困厄中坚守责任的温暖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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