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月亮和国内没什么两样，一样圆，一样亮，只是挂在天上的位置好像偏了一些，看久了会觉得那是一个假的月亮，是被人用绳子吊在黑色幕布后面的道具。我站在厂区宿舍的院子里，仰着头看了很久，直到脖子发酸，才低头揉了揉眼睛。

其实看什么都一样。在这里过了七个中秋，月亮这东西，说到底是用来提醒你离家的。

厂子在尼日利亚奥贡州，做的是五金件加工，规模不大，养着三十多个当地工人。我是老板，也是总管、会计、修理工和厨子，有时候还得客串翻译。刚来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跟工人比划全靠手和眼神，现在能磕磕绊绊说个大概，虽然语法一塌糊涂，但工人们早就习惯了，我说什么他们都能听懂。

那个中秋跟往年一样，白天照常开工，机器响得震天，冲压车间里铁皮碰撞的声音一刻不停。我穿着工装在车间里转悠，检查了一遍安全防护，又跟工头约翰逊交代了下午提前一小时收工的事。约翰逊是个四十来岁的黑人汉子，长得又高又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跟我干了五年，是厂里最老的员工，也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老板，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他问，手里的扳手没停。

“中秋节，”我说，“我们中国人的节日。”

他点了点头，没多问。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说过，但对他们来说，中秋就是个发音奇怪的词汇，跟圣诞、开斋节、复活节都不一样，没有故事，没有传统，没有甜腻的节日食品。他们理解不了月亮和团聚之间的联系，就像我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会在发薪日第二天集体消失去吃一顿大的。

但我还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个日子。

下午三点，我开车去了趟镇上，在超市里买了三十二桶食用油。那种五升装的葵花籽油，金黄色的，上面贴着花花绿绿的标签。在国内，这东西不值一提，超市促销的时候四五十块一桶，没人当回事。但在这里，在尼日利亚的乡镇上，一桶油是硬通货。当地工人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七八百块，一桶油要花掉他们将近十分之一的收入。很多家庭主妇在市场上买油，是拿小瓶子买散装的，每次只买够用两天的量。

把油搬上皮卡的时候，超市老板冲我竖了个大拇指：“Mr. Chen，你对你工人真好。”

我摆摆手，没说什么。

回到厂里，工人们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约翰逊把人集合起来，排成两排，男的女的都有，皮肤在夕阳下泛着油亮的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交头接耳地嘀咕，有几个年轻的伸长脖子看我皮卡上的东西，眼睛瞪得溜圆。

我站在皮卡前面，清了清嗓子。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用中文讲不出，用英文更讲不出。憋了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今天是中秋节，中国人要跟家里人团圆。你们就是我在尼日利亚的家里人。每个人一桶油，拿回去给老婆孩子做顿好吃的。”

约翰逊帮我把话翻译成约鲁巴语，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突然炸开了锅。女工们捂着嘴笑，男工们互相推搡着往前挤。我让约翰逊念名字，一个个上来领，一人一桶，一个都不少。

有个叫阿杜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在厂里干了两年，平时话不多，干活最卖力。他领到油之后，没有马上走，站在旁边看着我，嘴唇动了几次，最后憋出一句蹩脚的中文：“老板，谢谢。”

他说“谢谢”两个字的时候，舌头打着结，发音像“歇歇”。我笑了，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抱着油桶跑开了，跑得飞快，好像怕我反悔把油收回去。

所有人都领完之后，天已经暗下来了。约翰逊让工人们散了，院子里只剩下他和我。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宿舍，他忽然叫住我：“老板，你等一下。”

他跑到工人宿舍那边，没一会儿就回来了，身后跟着七八个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有拿可乐的，有拿饼干的，有个女工拿了一包用报纸裹着的烤花生，还有一个拿了一小袋木薯粉。他们把东西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然后齐刷刷地看着我。

约翰逊说：“老板，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天你给我们发油，我们请你吃饭。”

我愣了一下，想说不用了，我晚上随便煮点面就行。但约翰逊没给我拒绝的机会，他一挥手，几个人就开始忙活起来。有人搬来了炭炉，有人去厨房拿锅碗，那个拿木薯粉的女工叫玛丽，四十来岁，手脚麻利，生火起锅，把木薯粉倒进沸水里搅，动作快得像变魔术。

我站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约翰逊拿了个小凳子过来让我坐，又从兜里掏出一瓶啤酒，用牙咬开瓶盖递给我。啤酒是温的，当地牌子，味道苦得厉害，但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老板，”约翰逊在我旁边坐下，“你来这里七年了，每年中秋都给我们发东西。我们没什么能给你的，这顿饭你别嫌弃。”

我端着啤酒没说话，嗓子眼有点堵。

玛丽把煮好的木薯团子盛在盘子里，浇上一种用花生和辣椒熬的酱，端到我面前。那个烤花生也剥好了，堆在一个小碗里。有人不知道从哪找来一张旧报纸铺在地上当桌布，把几瓶可乐和饼干整整齐齐地摆好。八个人围着我，蹲在地上，看着我吃。

我拿起木薯团子蘸了酱，咬了一口。辣，花生酱的香味混着木薯的韧劲，是当地最家常的味道。我嚼着，觉得嘴唇在抖。

“好吃。”我说，声音有点闷。

玛丽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老板爱吃，以后天天给你做。”

我低下头，使劲咽了一口。然后我看见了约翰逊的手。他蹲在我对面，双手搭在膝盖上，那双手全是老茧，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油泥，手背上还有一道疤，是去年搬铁板时划的。那双手在膝盖上轻轻拍着，像是在打拍子，又像是在哄一个小孩。

我忽然想起来，去年中秋我发烧，一个人在宿舍躺着，是约翰逊骑摩托车去镇上给我买的药。前年厂里资金周转不开，工资晚发了半个月，没有一个工人来催我，约翰逊还带着几个老工人加班把一批货赶出来。再往前，大前年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被当地供应商骗了一笔钱，是约翰逊带着我去找人，把钱要了回来。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谢谢。

天彻底黑了。院子里的灯亮着，招来一群飞虫。月亮升起来了，挂在厂房后面的那棵芒果树顶上，又大又圆，比国内看到的要低得多，好像一伸手就能够着。

玛丽忽然站起来，仰头看着月亮，用约鲁巴语唱了一句什么。其他几个人跟着唱起来，调子简单，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像是在念经，又像是在哄孩子睡觉。我听不懂歌词，但那个旋律软软的，在温热的夜风里飘着，听得人心口发酸。

约翰逊在旁边给我翻译：“她说的是，月亮啊，你照着我，也照着我的家。”

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了。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全是老家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想起我妈每年中秋在树下摆的小桌，上面放着月饼和柿子。她总说月亮娘娘要供，供了家里才团圆。我走了七年，那棵桂花树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妈的腰不知道还弯不弯得下去摆那张桌子。

我埋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掉进那盘木薯团子里，拌着花生酱的咸香，被我一口一口咽下去。那八个人围着我，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安静地陪着我。玛丽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粗糙的手掌一下一下地拍着，像哄小孩。

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哭完之后，我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把脸，把剩下的半瓶啤酒一口气灌下去，然后对他们说：“来，我教你们说中秋快乐。”

他们跟着我念，发音七扭八歪，没有一个人说对。约翰逊念成了“中球快雷”，玛丽念成了“冲秋怪乐”，阿杜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中秋快啦”。我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他们也跟着笑，三十多号人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惊得芒果树上停着的几只鸟扑棱棱飞起来。

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又大又圆，亮得像一盏灯。

后来我回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枕头上还有泪痕，湿了一片。我拿起手机翻了翻，给国内的老娘打了个电话。她接起来就问：“吃月饼了没有？”

我说吃了。

她又问：“那边月亮圆不圆？”

我说圆，特别圆。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圆就好。圆就好。”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又看了一眼月亮。它挂在那儿，安安静静的，照着我的院子，也照着几千公里外我家的院子。我突然觉得，非洲的月亮和国内的也没什么两样，圆就是圆，亮就是亮，看的人在哪，它就在哪。

而那三十二桶油，大概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