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北京，周素园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面。一个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走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和长征的贵州老人。谈到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时，周素园提出辞职，理由很简单：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担心自己占着位置却难以正常工作。
毛泽东没有立即同意。他了解这位老人，也知道周素园在贵州士绅、知识界和地方人士中的影响力，于是说：“你年纪大了，精力自然差点，脑筋还很好的，你只要坐在那里起带头作用就好了。”
这句话并不是客套。新政权刚刚建立，地方关系复杂，许多旧社会人士仍在观察局势。周素园虽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却有革命经历、社会声望和鲜明立场。他留在岗位上，本身就是一种支持，也是一座沟通人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桥梁。
周素园并非一开始就站在共产党一边。1907年，他参加贵州自治学社，后来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参与推动贵州起义，并在贵阳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贵州宣布独立后，他担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
这段经历没有给他带来安稳。革命阵营内部争斗不断，滇军进入贵州后，周素园被迫逃离贵阳，辗转四川，生活一度十分困顿。后来他几次进入地方政府任职，却越来越看清旧式政治的弊端。权力依靠武力，政令难以贯彻，个人处境也常随派系消长而变化。
1925年，周素园辞去在贵州地方政府中的职务，回到毕节读书。他接触了《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也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出路。书房里堆放的，不只是学问，更是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对时代方向的摸索。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毕节。有人劝周素园赶紧离开，担心红军会清算地方人士。他没有走，只说自己没有做过鱼肉乡里的事，不必躲避。红军进入他的住所后，发现书架上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引起了王震等人的注意。
见面时，周素园直截了当地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相信这套道理。”王震问他是否赞成红军抗日反蒋的主张，他回答：“完全赞成。”这场交谈，改变了他晚年的道路。
不久，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周素园被推举为司令员。1936年3月，红六军团离开毕节北上，他以57岁高龄随军长征。山路崎岖，身体又差，他常坐滑杆行军。任弼时、贺龙和王震曾考虑让他去香港养病，还准备了路费和药物，但周素园拒绝离开。
贺龙得知后说，既然老人愿意跟着队伍走，就是抬也要把他带到陕北。周素园最终走完长征抵达陕北。毛泽东接见他时，专门交代照顾其生活。周素园因双脚浮肿、行动困难，担心自己成了组织负担，写信请求返回贵州。
毛泽东回信表示，周素园是“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去留应以健康和工作需要决定。临行前，毛泽东、朱德等人为他送行。周素园留下的赠言中有一句分量极重：共产党如果取得政权，希望不要变质。
回到西南后，他带着毛泽东写给地方军政人士的信，奔走于重庆、成都和昆明之间，劝说释放政治犯，扩大抗日力量。有人限制他的行动，也有人暗中监视他的住处，但他没有因此沉默。对周素园而言，这不是替谁谋取职位，而是完成自己认定的政治选择。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周素园已年近七旬，却立即投入支前工作，筹集粮食和物资，协助稳定地方秩序，还给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写信，劝其起义或放下武器。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需要被照顾的老人，而成了地方社会可以信赖的公共人物。
1950年，他在日记扉页写下“光明来到了”。不久后，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虽高，工作方式却很朴素：认真读文件，记下意见，按程序向省里反映。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始终没有提出入党申请，认为还不配享有共产党员的称号。
1951年北京会见时，周素园再次提出辞职，毛泽东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单纯的行政干部，而是看作一面旗帜。毛泽东还送给他一盒燕窝，嘱咐保重身体。周素园接受了劝告，继续担任职务，并在贵州文史馆成立后兼任馆长，关心地方文史资料和少数民族问题。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因肺炎逝世，享年八十岁。他的一生没有加入共产党，却长期站在中国革命和人民事业一边。对这样一位老人来说，“坐在那里带头”，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关键位置上，以声望、操守和经历影响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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