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中央军委曾要求解放军中将以上干部，结合革命战争经历撰写经验总结，供部队研究和保存。陈赓当时已经患有严重心脏疾病，正在上海休养，因此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把通知发给他。

偏偏上海警备区一位负责传递文件的同志并不知情，以为陈赓漏收了材料，便将文件送到了丁香花园。事情由此出现了一个看似普通，却改变了陈赓最后生命轨迹的意外。

陈赓看到通知后十分高兴。他从北伐时期开始参加革命，经历过地下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手里有太多战场经验，也早就想把这些经验留下来。

傅涯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清楚，陈赓的身体经不起长时间劳累。医生提出，若一定要写，可以由他口述，秘书代笔，不能久坐，更不能熬夜。陈赓却有自己的打算。

3月7日，他让秘书王勉找来一幅作战地图，说：“我这条腿走了大半个中国，打了几十年仗，现在不总结，还等什么时候？”

这句话很像陈赓的性格。伤病可以忍，任务不能耽搁；医生的提醒听得进去，手里的工作却很难真正放下。他先口述提纲，王勉整理初稿，随后又亲自修改。几天之内，大量往事重新涌回案头，许多细节甚至涉及部队转移、战场判断和指挥方法。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不是只会打仗的将领。他善谈，机敏，和人相处少有架子。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他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失败后，又跟随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和抗日战争中，两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长征途中，周恩来曾重病昏迷，医疗条件十分有限。陈赓得知后，设法寻找冰雪为其降温，还参与抬送担架。周恩来身体稍有好转，陈赓便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是担架队长，你得听我的。”

这类玩笑并非没有分寸。陈赓性格爽朗，但在关键问题上判断果断。1925年东征期间，蒋介石所部遭遇险情，陈赓曾帮助他脱离危险。后来两人走上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这段旧事却从未改变陈赓在危急关头救人的选择。

陈赓的战斗经历，还带有一种少见的务实色彩。他并不把战场经验讲成个人传奇，而是反复追问：部队为什么会失误，命令怎样才能传达到位，干部在混乱局面中应如何作出判断。这也是他急于完成总结的原因。

上海休养期间，他本应减少应酬，却常担心老战友登门后被拒之门外，偶尔仍会参加会面。饭菜中若肉食偏多，他也会让人撤下，认为国家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干部不能把休养变成特殊享受。

这些细节让人看到，陈赓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被层层保护的病人。他仍在安排工作，仍关心部队建设，甚至在3月15日上午向王勉表示，自己状态不错，随时可以回北京继续工作。

然而，当天下午，陈赓突然出现剧烈心绞痛，面色苍白，冷汗直冒。他起初以为只是旧病发作，休息片刻后竟又回到书桌前。到了第二天清晨，病情再次恶化，药物也难以下咽。医护人员赶来抢救，已经无法挽回。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陈赓因心脏病逝世，终年57岁。距离他的58岁生日，即3月19日，仅有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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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后，国防部发布讣告，并成立治丧委员会，林彪任主任。周恩来当时正在外地，得知消息后提出，追悼会应等他回京后举行。他亲自为陈赓的骨灰书写字条，并反复斟酌措辞。

3月25日，陈赓追悼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罗瑞卿致悼词，林彪主持有关仪式并撰写挽联。刘伯承、徐向前等老首长到场致哀，许多与陈赓共事多年的将领久久不语。

陈赓留下的，并不只是战功和职位。那份误送到丁香花园的通知，让他在生命最后阶段重新整理革命经历，也使一位长期在战场和建设一线奔波的将领，留下了关于战争、组织和干部作风的珍贵记录。可惜的是，初稿尚未完成，他便停下了手中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