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莫言走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讲台。聚光灯照在这位山东作家身上，可在许多谈及文学的场合，他却很少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那句“我所有的作品，都比不上《阿Q正传》”，正是这种自我定位的集中体现。
这句话常被转述为莫言评价鲁迅时的原话，具体出处并不总是清楚。但它所表达的判断十分明确：作品的分量，并不只由篇幅、技巧或名声决定，更要看它是否刺中了一个时代最隐秘、最顽固的病灶。
《阿Q正传》写的不是一个英雄。阿Q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住在未庄土谷祠里，靠给人做短工度日。他地位低下，却又极看重所谓“面子”。挨了打，便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替代真实的失败；受了欺辱，又把这种屈辱包装成胜利。
这正是鲁迅笔下最锋利的地方。阿Q并非单纯的坏人，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嘲笑的蠢人。他身上有贫困、压迫、无知，也有根深蒂固的自欺。读者若只把阿Q当成旧社会的一个笑话，反而可能错过鲁迅真正要追问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会在长期压抑中，逐渐失去判断现实的能力？
小说连载于1921年至1922年，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多年，社会表面的旧秩序出现松动，可普通人的思想并没有随之改变。阿Q听说“革命”，先是害怕，继而又产生投机心理。他并不理解革命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换一种说法，也许能让自己得到好处。
“革命了，便是造反吗？”有人这样问。
阿Q未必答得清楚。他只会顺着强者的风向转身，谁有权势，便向谁低头。
小说中的悲剧因此并不突兀。阿Q既没有真正的立场，也没有稳定的自我认识。他在混乱中追逐机会，又在局势变化时成为被牺牲的人。枪声响起之前，他还试图用唱戏般的腔调证明自己的胆量；枪声响起之后，那个靠自我欺骗维持尊严的人，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了。
鲁迅的厉害，不只是写出了一个人物，更是把人物放进了社会结构之中。阿Q的命运与未庄的看客、赵太爷一类的权势人物、冷漠的旁观者彼此牵连。没有这些环境，阿Q或许只是一个可笑的闲人；有了这些环境，他便成了旧时代精神状态的缩影。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期，他接触过不少文学读物，也读到过鲁迅的文章。少年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阿Q正传》的复杂意味，这是很自然的事。鲁迅的文字表面上并不华丽，却常把讽刺藏在极平常的叙述里，年纪增长、阅历增加之后，人物背后的寒意才会慢慢显露出来。
莫言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道路。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1986年，《红高粱》问世。前者让文坛注意到他的叙事才能，后者则以强烈的生命气息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扩大了影响。莫言擅长写乡土、欲望、战争记忆与家族经验，常把现实、传说和想象揉在一起，形成浓烈而复杂的叙事世界。
鲁迅却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的文字更短促，更冷峻，也更像一把手术刀。莫言笔下常有土地的颜色和生命的喧响，鲁迅则常在几笔之间揭出人的精神困境。两人的写法不同，关注点却有相通之处：都没有把人物简单写成符号，而是追问人在苦难、权力和习俗面前如何变形。
有意思的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外界更容易把他与鲁迅并置比较。可在莫言那里，这种比较并非为了争高下，而是为了说明文学评价不能只看奖项。鲁迅一生没有诺贝尔奖，却以《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改变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表达方式。
鲁迅1881年出生，1936年病逝，创作生命并不算漫长，却留下了极高密度的文字。他曾学医，后来转向文学，原因正在于他逐渐认识到，医治个人身体并不能解决更深的精神困境。于是，小说、杂文、译作和文学评论，成为他观察社会、批判麻木的一种方式。
莫言所敬重的，正是这种不绕开问题的写作态度。鲁迅并不替人物粉饰，也不把苦难写成可以轻易欣赏的风景。他让阿Q出丑，让看客沉默，让权势者显出丑态，更让读者在笑声里感到不安。这样的作品，篇幅有限，余波却很长。
若把《阿Q正传》只看成一篇旧时代故事，它的力量会被削弱。它真正难读之处，在于阿Q并没有随着故事结束而彻底消失。他所代表的自我安慰、盲目从众和对现实的逃避，构成了鲁迅反复追问的精神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莫言才会把这部作品看得比个人成名、奖项和声誉更重。
文学家的高下，不能靠一句赞誉定论。莫言承认鲁迅难以逾越，并不是否定自己的创作，而是清楚地知道，真正有穿透力的作品，必须经得住时代变化和反复阅读。《阿Q正传》留下的，恰恰不是一个人物的结局，而是一连串没有被轻易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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