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府来的秀才王平子踏进报国寺山门的时候，正赶上康熙年间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秋天。
他肩上挎着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摞制艺文稿和一封从家乡带来的荐书。
寺里负责接引的执事僧把他安顿在偏院的一间厢房里，隔壁已经住了人，是打浙江余杭来的。
王平子放下行李，端端正正写了一方名帖，让老仆送过去，按读书人的规矩，邻里之间该先通个名姓。
名帖送过去了，没有回音。
报国寺不是一座普通的寺庙，这一点王平子心里清楚。
据《清稗类钞》所记，清初定都北京之后，满汉分城而居，南城宣武门外一带成为汉族官员、文人和进京备考举子们的聚居之地，报国寺、慈仁寺一带更是“会馆、试馆云集”。
据《清代北京竹枝词》所载，清初“大批在京汉官、进京备考的举子、等待外放任职的士人”多住宣武门外，“几乎无一不与报国寺结缘”。
王平子从山西来，住进这里，就是为了参加顺天府乡试。
顺天乡试是北闱，各地举子都可以纳贡入监后在此应试，对于北方士子来说，比远赴江南要方便许多。
但隔壁那位余杭生显然不这么想。
据《清稗类钞》记，王平子“投刺焉，生不之答”，此后“朝夕遇之，多无状”。
余杭生是浙江人，浙江文教素来冠绝天下，他在报国寺进进出出，见了王平子连正眼也不给一个。
王平子一怒之下，断了同他交往的念头。
两个隔壁邻居，竟形同陌路。
转机出现在一个午后。
王平子在寺中散步，碰见一个少年，穿白衣，戴白帽，“望之傫然”。
王平子同他攀谈，少年“言语谐妙”，谈吐之间有一股让人亲近的爽利劲儿。
王平子问他乡里邦族，少年说登州宋姓。
山东登州和山西平阳，虽不同府，到底都是北人。
王平子便叫仆人设座，两人在廊下聊了起来。
余杭生恰好从旁边经过。
两人起身让座，余杭生毫不谦让，一屁股坐了上座，随即问宋生：“你也是来参加乡试的吗？”
宋生答：“不是。
我是驽骀之才，早就没有腾达的志向了。”
余杭生又问他是哪一省的，宋生说山东。
余杭生嘴角一撇，开口便道：“竟不进取，足知高明。
山左右并无一字通者。”
意思是说山东山西两省，就没有一个通晓文字的人。
这话说得很刻薄。
宋生却不恼，微微一笑，回了一句：“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
说完自己鼓了掌，王平子也跟着笑起来，两人哄堂大笑。
余杭生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他竖起眉毛，撸起袖子，大声说：“敢当面命题，一较文艺乎？”
要当场比试制艺。
他回到自己屋里取来一本经书，交给王平子让他出题。
王平子随手一翻，翻到《论语·宪问》篇，指着“阙党童子将命”五个字。
余杭生正要提笔，宋生拉住他：“口占可也。”
然后开口就破题：“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
这句话明面上解经，暗地里刺的是余杭生。
王平子捧腹大笑。
余杭生气得脸都青了，说：“你完全不会作文，只会骂人，算什么人！”
王平子赶紧打圆场，又翻了一个题目——“殷有三仁焉”。
宋生立刻接上：“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
夫一者何也？
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余杭生一听，把笔放下了，站起身说了句“其为人也小有才”，转身就走。
这段交锋在《聊斋志异》原文中写得极生动。
据《聊斋志异》卷十二所载，宋生破题之后“王捧腹大笑”，余杭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骂，何以为人”，而宋生则以“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作结，其从容与余杭生的急躁恰成对照。
王平子从此对宋生另眼相看。
他请宋生到自己寓所，拿出全部文稿请宋生指点。
宋生浏览极快，“逾刻已尽百首”，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让王平子记了一辈子的话：“君亦深沉于此道者，然命笔时，无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幸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
这句话说的是文章，指向的却是心性。
王平子心悦诚服，拜宋生为师。
他让厨房用蔗糖做水角给宋生吃，宋生吃了觉得很甜，说“生平未解此味，烦异日更一作也”。
两人由此相得甚欢，宋生三五日就来一趟，王平子每次都备好水角等他。
宋生这个人，来历并不简单。
他第一次出现时穿着白衣白帽，王平子只当他是哪家的子弟出来游学。
但宋生说自己“无志腾骧久矣”，一个正当盛年的读书人，为什么对功名如此冷淡？
他说自己不是来参加乡试的，那他到报国寺来做什么？
这些疑问王平子当时没有多想。
他只觉得宋生学问好，见识高，对文章的理解远超自己，便一心一意跟着他学。
余杭生那边却安静不下来。
某日，他把自己写的制艺文章拿给宋生看。
那篇文章上面圈圈点点极多，评语也写了不少溢美之词。
宋生看了一遍，放在桌上，一句话不说。
余杭生怀疑他没看完，又问了一遍。
宋生说已经看完了。
余杭生又怀疑他不解其中好处，宋生说：“有什么难解的，不过是不好罢了。”
余杭生不服气：“你不过看了一遍，怎么就知道不好？”
宋生当场把余杭生的文章背诵出来，“如夙读者”，而且一边背一边指出其中的毛病。
余杭生汗流浃背，“不言而去”。
余杭生走后，王平子劝宋生不要太刻薄。
宋生余怒未消，说：“我谓南人不复反矣，伧楚何敢乃尔！
必当有以报之！”
王平子以轻薄之戒相劝，宋生听了之后“深感佩”。
这一段在原著中被蒲松龄写得很有分寸：宋生有才子的傲气，但并非不能听劝；王平子的“朴讷”性格，在此处也显出了他的厚道。
乡试结束了。
王平子把自己考场上的文章拿给宋生看，宋生“颇相许”——觉得还不错。
有一天，宋生同王平子在寺中散步，走过殿阁廊下，看见一个盲僧坐在那里摆摊卖药。
宋生忽然停下脚步，说：“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请教。”
他让王平子回寓所取文章。
路上遇见余杭生，便一同来了。
王平子对盲僧施了礼，恭敬地请教。
盲僧以为他是来看病的，便问有什么症状。
王平子说明来意。
盲僧笑了：“是谁多嘴？
我瞎了眼，怎么论文？”
王平子说：“您可以以耳代目。”
盲僧说：“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
不如烧了，我用鼻子闻。”
这个情节是《司文郎》全篇最奇崛的构想。
据《聊斋志异》卷十二原文，盲僧将文章焚化后以鼻嗅之，判断优劣。
王平子先烧了古人的文章，盲僧闻了之后说“妙哉”，又说“此文我心受之矣”——这是对古人的推崇。
接着烧自己的文章，盲僧闻了说“亦中”。
最后烧余杭生的文章，盲僧嗅了一下，立刻咳嗽起来，连声说：“勿再投矣！
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
然而发榜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余杭生高中，王平子落第。
盲僧得知结果后叹了口气，说了一句极为刻薄的话：“我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意思是说，考官们连鼻子也瞎了。
这句话是整篇小说批判的峰顶。
据《聊斋志异》卷十二所记，盲僧以此讥讽考官不识文章，“帘内之刺鼻棘心者，指只会作臭文章的考官”。
蒲松龄借盲僧之口点出了科举制度的根本弊病：文章好坏在考场上无足轻重，取中的是那些迎合考官口味的人。
余杭生高中之后，得意洋洋地来见盲僧，炫耀自己的功名。
盲僧却说：“我瞎了眼睛，看不见你的文章，但你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余杭生大怒，要发作。
盲僧说：“你先别急。
你试着找几篇考官的旧文章来烧一烧，看我闻了是什么反应。”
余杭生果然去找了几篇主考官的文章焚化。
盲僧闻了之后，呕吐起来，连声说：“这是些什么东西！
臭不可闻！”
余杭生这才蔫了，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描写在原著中极为辛辣：考官的文章比考生的还臭，这就是取中的真正原因。
王平子落第之后，情绪低落。
宋生安慰他，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阴间。
宋生告诉他，梓潼府中缺一个司文郎的职位，“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
所谓司文郎，是阴间掌管文运的官职，梓潼府是文昌帝君所在之处。
司文郎一职空缺，由一个聋了的僮仆代理，所以人间的文运才颠倒错乱。
宋生告诉王平子，如果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当使圣教昌明”。
这段话在《聊斋志异》原文中有明确记载。
据原著卷十二：“梓橦府中缺一司文郎，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
万一幸得此秩，当使圣教昌明。”
聋僮署篆——一个聋子来代理掌管文运的职务，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而深刻的隐喻。
聋子听不见声音，正如考官读不懂文章。
蒲松龄用这个设定，把科举制度的病根从人间延伸到了阴间，又借阴间的职务空悬把希望重新拉回人间。
宋生最终还是走了。
他考中了阴间的司文郎，要去赴任。
临别之际，他告诉王平子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早已不是活人，是一个在阴间漂泊多年的游魂。
他生前也是读书人，同样在科举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死后魂魄不散，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在阴间被授予司文郎一职，从此“圣教昌明”。
王平子听了之后“感泣”，问他为什么滞留人间这么久。
宋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生前造口孽太多，以此淹滞数十年。”
这句话让宋生这个人物陡然立体起来。
他有才华，有傲气，也有刻薄的一面。
他评余杭生的文章毫不留情，甚至“且诵且訾”，一边背诵一边嘲笑。
这些“口孽”让他死后多年不得超生。
从这个角度看，宋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正面人物，他和王平子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师父教徒弟”。
宋生在教王平子文章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王平子的“朴讷”和厚道，恰恰是宋生需要学习的。
宋生离开之后，王平子又考了几次。
据原著所载，他“再赴顺天乡试”，但“俄以犯规被黜”——因为考试犯规被取消了资格。
这个“犯规”的细节，同蒲松龄本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据《蒲松龄年谱》记载，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四十八岁的蒲松龄应山东乡试，“因越幅被黜”。
所谓“越幅”，就是在答题纸上漏写了一页或多页，把内容写到了后面的页码上。
这种格式错误在当时属于严重犯规，试卷直接作废。
蒲松龄写王平子“俄以犯规被黜”，几乎是把自身的创痛直接移植到了笔下。
一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不是败在文章上，而是败在格式上。
这种荒谬感贯穿《司文郎》全篇：盲僧闻得出文章好坏，但考官“并鼻盲矣”；宋生知道问题所在，但司文郎一职空缺；王平子文章不错，却因一个格式错误被黜落。
王平子最终没有在功名上飞黄腾达。
据原著所记，他在多年之后终于考取了举人，但已经不想做官了，“遂辞官养老”。
这个结局颇为平淡，却意味深长。
一个曾经执着于科场的人，最后放下了。
这或许也是蒲松龄对自己的一种慰藉。
蒲松龄本人没有等到这一天。
他十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县、府、道三试均获第一，得到山东学道施闰章的赏识，补博士弟子员。
少年得意的他才华横溢，“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满心以为乡试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此后数十年间，他参加了十几次乡试，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归。
据《蒲松龄年谱》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十岁的他赴济南乡试，因病未考终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十八岁的他因越幅被黜。
他的妻子刘氏——秀才刘季调的女儿，一个“朴讷寡言”的女人——在他每一次落第之后默默操持家务，独自拉扯五个孩子长大。
他一面在毕际有家坐馆教书，一面应考，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补了个岁贡生，四年后便去世了。
《司文郎》写于蒲松龄的晚年，据考证是他六十岁以后的作品。
学者们注意到，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明显的自传性投射。
有学者指出，“宋生与王平子两个人物形象皆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宋生一生淹蹇、怀才不遇，属于现实中作者的自我写照；王平子刻苦自励，最终能扬眉吐气于科场，未始不是作者长期郁结于心的某种企盼的投影”。
宋生的“口孽”和淹滞，是蒲松龄对自己一生锋芒的反思；王平子的“朴讷”和厚道，是他对自己性格另一面的肯定。
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蒲松龄。
小说的结尾，蒲松龄加了一段“异史氏曰”的评论。
他说自己“每见余杭生辈，未尝不泚然汗下”。
他批判余杭生的“骄诈之态”，但同时也在反思自己身上是否有类似的东西。
据《聊斋志异》卷十二所载，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强调“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
这个结论值得细品。
蒲松龄不是简单地否定科举，也不是简单地怨恨考官。
他承认文章和才华的重要性，但在晚年，他更看重的是德行——人在挫折面前如何自处，是怨天尤人还是克己自省。
盲僧的鼻子闻得出文章的好坏，但闻不出人心的善恶。
余杭生的文章臭不可闻，但他中了举；王平子的文章“亦中”，但落了榜。
这个颠倒的结果逼着读者去追问：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宋生最终考中了司文郎，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比谁都好，而是因为他在阴间磨去了自己的口孽和傲气。
王平子最后中了举却辞官养老，也不是因为他不再在乎功名，而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比功名更重要的东西。
蒲松龄在故事的开头，让王平子从平阳府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住进报国寺的一间厢房。
那间厢房的隔壁，住着一个傲慢的余杭生；廊下散步时，他遇见了宋生；殿阁之间，他碰上了盲僧。
这些人来了又走了，报国寺的厢房空了又住人，但那个秋天下午的争吵、廊下的笑声、盲僧嗅完文章后的咳嗽声，都留在了《聊斋志异》的书页里。
王平子后来离开报国寺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了。
他回到平阳府的老家，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柳树。
宋生去了梓潼府上任，余杭生继续在功名的路上奔走，盲僧仍然坐在哪一座寺庙的廊下，面前摆着他的药摊。
报国寺的秋天年年都来。
院子里的老树落了叶，又长出新叶，没有人记得哪一片叶子落过，哪一片叶子新长。
只有那间厢房的门窗还开着，等着下一个住进来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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