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陈澄，澄澈的澄。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市图书馆三楼的自习室。靠窗第三排，固定座位，桌上摞着半人高的书，全是行测和申论。书脊上贴着便签，按颜色分类——红的是错题，黄的是重点，蓝的是还没做完的。

她坐在那儿，一天不动。中午啃面包，喝水，去一趟厕所，回来继续。从开馆到闭馆，除了翻书和写字，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样坐了六年。

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在这儿干了快十年。三楼自习室常年满座，大半是考研的、考公的、考证的。这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陈澄，像长在那把椅子上似的，从没变过。

她的桌上有一张倒计时牌，数字每天减一。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上面写的是“距省考还有87天”。现在写的是“距国考还有23天”。牌子的边角磨得发白，是她翻得太多了。

六年。

本科毕业那年她二十三，现在二十九。同一个自习室，同一把椅子，同一张倒计时牌。只是人瘦了一圈，眼窝凹下去，颧骨凸出来。头发随便扎着，碎发垂在脸侧，遮住半张脸。她很少抬头，偶尔抬头，也是看窗外那棵梧桐树。春天发芽，夏天绿，秋天黄，冬天光。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没见过她和别人说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别人三三两两去食堂，她不动，从包里掏出塑料袋，里面是馒头和咸菜。有时候加一个煮鸡蛋，蛋壳剥得很仔细，碎成一小片一小片，拢在纸巾里，最后包好扔进垃圾桶。

有一次我打扫卫生，经过她身边，看见她桌上摊着一本申论范文，页脚卷得厉害，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字很小，很密，像蚂蚁排队。有些地方被反复涂改，纸都快破了。

她察觉到我在看，抬头，眼神警惕。我赶紧笑笑，走开了。

图书馆里有几个常客，都是考了好几年的。有一个叫李哥的，考了四年，去年终于上岸了，去了乡镇。走之前他收拾东西，陈澄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我形容不出来，像是羡慕，又像是害怕。李哥路过她座位的时候停了一下，想说什么，最后没说，拍了拍她的桌子，走了。

陈澄低下头，继续做题。

那天晚上闭馆，我锁门的时候，发现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边摊着一本行测，答案涂到一半，笔还捏在手里。我犹豫了一下，没叫她。站在旁边看了会儿。她睡得很轻，眉头皱着，像是梦里还在做题。

过了几分钟，她自己醒了，揉了揉眼睛，看见我站在旁边，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收拾东西。书往包里塞，保温杯往侧兜插，倒计时牌揣进怀里。动作利索得像排练过无数遍。

“不好意思，睡着了。”她的声音很哑，像是很久没说话了。

“没事，慢点收拾。”

她背起包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姐，”她忽然开口，“你说……我是不是该放弃了？”

我没想到她会跟我说话，愣了一下。她站在门口，走廊的灯从头顶照下来，她的脸一半亮一半暗。眼睛里面有一种很熟悉的东西，我说不上来，后来想明白了——那是怕。

“你考了几年了？”我问。

“六年。”

“进过面试吗？”

“进过三次。”她低下头，“一次差0.5分，一次差1.2分，一次……体检没过。”

体检没过那次，她说她瘦了十斤，血压太低，心率不齐。医生问她是不是长期熬夜，她说是。医生没再问。

“我爸妈不知道我还在考。”她说，声音很轻，“我跟他们说我在上班，在外面租房子住。每个月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工作忙，不方便回去。过年我也不回，说加班。”

“六年了，你都没回家过年？”

她摇摇头。“第一年回了，我妈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我说在准备考试。第二年没回，说加班。第三年也没回。后来就不回了，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她顿了顿，又说：“我同学都结婚生孩子了。朋友圈里晒娃、晒车、晒房。我把朋友圈关了。手机里除了学习软件和几个公众号，什么都没有。”

“我有时候想，我这六年到底在干什么。别人在赚钱，在生活，在往前走。我就在这间屋子里，坐着一把椅子，做同一套题。做了六年。”

她笑了一下，嘴角往下撇的那种笑。“我今年二十九了。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去面试过几家公司，人家问我这六年空窗期干什么了，我说考公。人家就不说话了。有一次一个HR直接说，你这种人我们不敢要，你随时会走，去考你的公务员。”

她说完就不说话了。站在那儿，背着那个磨破了边角的书包，像一棵被风吹歪了又硬撑着的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我发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要不……”我犹豫了半天，“要不先找个工作？边工作边考？”

她摇摇头。“试过。干过三个月，行政助理，天天加班，回来累得书都看不进去。后来辞了。再后来就不找了。”

“那……”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打断我，“所有人都跟我说过。我妈说，你一个女孩子，别折腾了，回来吧。我爸说，家里不缺你一口饭。我同学说，你图啥呢。我前男友说，你再考下去我们就分手。后来真分了。”

“你问我图啥？我也不知道。”她盯着走廊尽头那扇黑着的窗，慢慢说，“可能是，我除了这个，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考了六年，它已经变成我唯一会做的事了。我要是放弃了，我这六年算什么？我这个人算什么？”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饮水机在咕噜咕噜地响。

“姐，你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六年？”

我没回答。她也没等我回答。她转过身，推开图书馆的门，走进外面的黑夜里。风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寒战。

第二天，她又来了。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座位，倒计时牌翻到二十二。她坐下，翻开书，开始做题。

好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站在前台，隔着玻璃窗看她。她低着头，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窗外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了，一片一片飘下来，落在她身后的窗台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六年前她刚来的时候，我帮她办过借书证。那时候她扎着马尾，穿一件白T恤，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她跟我说，姐，我准备考试，可能要在这儿待一阵子。

我说，好，加油。

一晃六年。

那天闭馆的时候，我在她桌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行字，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到，也不知道她看到会怎么想。

我写的是：

“六年不是白费的。你只是还没找到属于你的那扇门。”

第二天早上，她来了。坐下之前，她拿起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她翻倒计时牌，翻到二十一，坐下，翻开书。

和每一天一样。

只是这次，她抬头看了一眼窗外。那棵梧桐树，最后一片叶子正往下落。她看了一会儿，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笑。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