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是小脉。
红海边上，最近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2026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向西部沿海推进，拿下穆哈港，并控制包括丕林岛在内的曼德海峡关键节点。路透社和美联社都确认，胡塞在也门西部取得明显进展，红海航运安全再次受到冲击。
问题来了：一支长期没有制空权、装备和财力都远不如对手的武装，为什么能跟拥有战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巨额军费的对手周旋这么多年？
有人把答案简单归结成伊朗援助。援助当然重要。联合国也门问题专家组明确指出，胡塞获得了来自伊朗等外部力量的技术、训练、武器和资金支持，而且外部军用物资和技术转移规模很大。
可枪是别人给的，仗终究得自己打。真正值得中国人琢磨的，是另一件事：弱的一方，怎样避免按照强者制定的规则去打仗？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历史，早在九十多年前就给过一套非常经典的答案。
胡塞这些年的作战方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不跟对手比谁飞机多、谁炸弹贵，而是专门想办法把战争变成另一种算法。
联军飞机来了，它就把部队、仓库、发射装置尽量分散；地面部队深入山区，就打伏击、袭扰补给线；到了红海，又用无人机、导弹逼着昂贵军舰长期保持戒备。
这并不意味着胡塞和中国革命战争之间存在什么直接传承关系，没有可靠资料能证明这种说法。但是从军事逻辑上看，两者确实有一个很像的地方：不跟强敌比总账，而要在具体战场上算小账。
你整体比我强十倍，不代表你每一个山口、每一支纵队、每一条补给线，都比我强十倍。联合国专家组统计，胡塞武装人员规模据相关方面估计已从2022年的约22万人扩大到2024年的约35万人，但专家组同时注明，这些数字无法全部独立核实。
所以别把战争想成两个人站上秤称体重。真正打起来，更像两个人在黑屋子里搬桌子：谁熟悉房间，谁知道门在哪儿，谁能把对方引到墙角，体重差距就不一定等于胜负差距。说到这里，就该把目光从红海拉回江西。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方面调集大约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红一方面军大约4万人。纸面一算，差距很明显。
如果红军沿着根据地边缘摆开阵地，一公里一公里守，那基本等于拿自己的短处，去碰对方的长处。毛泽东、朱德采取的办法恰恰相反：诱敌深入。简单说，就是别急着拦。
你不是人多吗？那就让你往里走。敌军一深入苏区，兵力自然拉开，纵队之间出现距离，后勤线越来越长。原来十万人的整体优势，被山川道路切成了一个个局部。
这时候红军不是什么地方都打，而是挑其中一块狠狠干。龙冈战斗中，国民党军第18师进入红军预定地区后遭到集中打击，师长张辉瓒被俘。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共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
这就是第一条最朴素的道理：敌人总兵力多，不等于战场上每一分钟都多。我们普通人做事情其实也懂这个道理。十根筷子一起掰很难，一根一根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战争当然远比掰筷子复杂，但“把总体劣势变成局部优势”，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到了1931年，第二次“围剿”，国民党方面增加到约20万人，办法也改了。第一次吃了冒进的亏，这次不猛冲了，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红军怎么办？还是不照你的剧本演。
当时红军主力约3万人，继续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随后连续取得五场战斗胜利。这里最厉害的，不只是会打，更是会等。弱的一方最怕什么？怕着急。
对方二十万人压过来，地图上一大片箭头，换谁看了都紧张。越紧张，就越想赶紧找一场大战解决问题。可弱军最不能干的，恰恰就是陪强军打一场它最喜欢的决战。
所以第二次反“围剿”的核心，仍然是等敌人露出破绽，再集中主力下手。第三次更夸张。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组织约3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采取的方针，被概括为八个字：
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经过约三个月作战，红军歼敌约3万人，第三次反“围剿”再次取胜。注意，这八个字看着普通，实际非常难。因为“避开主力”听起来像躲。战争里最怕面子。
明明实力不够，还非得证明“我不怕你”；明明对方重兵压境，还非得在最硬的地方顶上去。结果常不是勇敢，而是把家底一次打光。
毛泽东的思路不是证明自己敢不敢打，而是问：在哪里打，对我最划算？这就完全不同了。到了第四次反“围剿”，军事指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主要由周恩来、朱德指挥。
但他们仍运用了此前形成的积极防御、机动作战思路，采取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官方党史资料记载，红军在黄陂、草台冈等作战中重创进攻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师，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所以前四次放到一起看，套路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就是三句话：不守死地方。不碰硬骨头。找到软肋就集中力量狠狠干。这也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游击战争、运动战争思想里最容易理解的一层。
很多人喜欢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真正重要的不是背这十六个字，而是明白背后的道理：战争不能只看双方有多少人、多少枪，更要看谁能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交手。
还有一件事，经常被忽略。有人研究战争，眼睛只盯着枪炮。其实中央苏区前几次反“围剿”如果离开根据地群众，很多打法根本转不起来。红军为什么熟悉道路？
为什么知道敌军到了哪里？=为什么大部队转移以后还能补充粮食、找向导、抬伤员？背后都是人。战争地图上画的是箭头，地图下面站着的却是老百姓。这就是根据地的重要性。
对于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来说，这片地方是陌生战场；对红军来说，却是生活和战斗的空间。同一座山，外来部队看到的是山。熟悉当地的人看到的是什么？哪条小路能绕过去，哪里能藏人，哪条河下雨会涨，哪个村能落脚。
这就是最便宜、也是最难复制的战场优势。所以我们回头再看今天的也门，也能发现类似的一层结构。胡塞长期扎根也门北部山区和当地社会网络，这是它能够在长期战争中维持组织的重要条件之一；
外部援助、也门中央国家能力薄弱、地方派别分裂以及长期战争本身，也都构成了它扩张的条件。把结果全部归结为某一种战术，同样会把复杂历史讲简单了。
尤其要看到另一面：也门战争最大的代价，最后仍由普通百姓承担。2026年这轮冲突升级后，联合国数据显示，已有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也门本身仍处在严重粮食危机之中。战争不是游戏，战术再漂亮，百姓流离失所就绝不值得浪漫化。
最后还有一个对比，最说明问题。1933年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这一次，国民党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到约50万，并大量修筑碉堡、逐步压缩苏区。
而红军内部的军事路线也发生变化。党史资料认为，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博古、李德等推行单纯防御和阵地硬拼的做法，使过去灵活机动的优势被严重削弱，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开始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这组对比特别值得琢磨。前四次，敌人一次比一次多，却一次次失败。第五次，红军并不是突然不会打仗了。真正变化的是打法。以前是：你强，我就想办法绕开你的强点。后来变成：你修堡垒，我也修；你打阵地战，我陪你打阵地战。
这等于什么？一个轻量级拳手，前四场靠步法、速度和选择时机赢了。第五场突然说：今天我不跑了，我站这儿跟重量级拳手对轰。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毛泽东领导时期，红军能够多次以弱胜强？
答案绝不是“神机妙算”四个字。真正值得总结的是一整套现实主义方法：承认自己弱，不丢人；不按对手最舒服的方式打；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更重要的是，不能离开群众这个根。
从红军反“围剿”再看到今天红海边的战争，我们会发现，时代变了，武器变了，飞机、导弹、无人机都出来了，但有些底层规律没有那么容易过时。
强弱，从来不是写在纸面上的两个数字。装备决定你手里有什么牌。人心、组织、战略和判断，决定你怎么把牌打出去。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读这段历史最大的价值，不是把几十年前的战术生搬硬套到今天，更不是把任何现代战争简单包装成历史的翻版。
真正应该记住的，是四个字：实事求是。不迷信装备，不迷信数字，不照搬书本，也不被声势吓住。先把现实看明白，再决定怎么办。这，才是前四次反“围剿”留给后人最硬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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