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22日午后，安徽河口镇以东的山岳地带，日军第39师团231联队第三中队的一等兵盐田治雄扛着步枪，跟着士兵们钻进松树林。
太阳偏西时，他们钻出林子，看到一个百余户人家的村落。
村外半截红土墙，墙外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河。
村庄没有碉堡，没有铁丝网，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皖东乡村。
这正是新四军活动的区域。
第39师团是1939年6月在日本本土组建的乙种师团，同年9月被派往华中，驻屯京汉线两侧担任警备。
231联队的兵员多来自广岛，联队长横山武彦此前曾在华北作战。
但此刻，这支部队接到的任务是扫荡新四军根据地，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盐田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的回忆材料里，反复提到1940年4月22日这一天。
那不是一场大规模战斗，却留下了让他此后十余年无法摆脱的画面。
上午九点多，先头部队摸到村口时，枪声响了。
枪声不密，却很准。
一名日军士兵中弹倒地，紧接着又有人受伤。
日军原本以为可以凭借人数和火力迅速压进村子，没想到遭到顽强阻击。
吉满大队长命令六挺机枪一字排开，对着村内猛烈扫射，土墙被打得碎屑飞溅，尘土漫天。
但村内的枪声没有停。
零星的射击从不同方向传来，专打露头的人。
日军士兵刚从一个墙角探出身体便突然倒下，机枪手刚换弹夹，子弹就擦着耳边飞过。
盐田后来回忆，新四军人数似乎不多，但射击相当沉着，给推进造成了明显阻碍。
这种打法在抗日游击战中并不罕见。
根据地部队兵力有限，往往依托村落、土墙、院落进行分散抵抗，不追求阵地硬拼，而是利用熟悉地形不断迟滞对手。
河流限制大部队行动，土墙遮挡视线，山地方便小股部队隐蔽转移。
新四军在这种环境中的作战，依赖的不只是枪法，情报传递、隐蔽路线、群众掩护，都直接影响部队能否脱离包围。
交火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日军的火力逐步压缩了村内的空间。
新四军主力从村后向山上撤离，枪声逐渐稀疏下来。
但村口方向，仍有一支枪在响。
那是断后的人。
盐田和同伴越过小河，冲进一处农家庭院。
院中有一盘石臼，石臼旁倒着一名年轻的女战士。
她戴着旧军帽，短发贴在额前，军装多处破损，肩上的弹药袋被鲜血浸透。
看上去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双手却仍然紧握成拳。
一名伍长发现她是女性，下令搜查。
盐田和另一名新兵刚靠近，女战士突然睁开眼睛，身体试图动弹。
两名士兵被吓得后退了几步——这个细节后来被盐田在供述中反复提及。
她胸部至少有两处枪伤，连抬起武器都十分困难。
但从她倒下的位置和周围的情况来看，她很可能是在掩护战友撤离时留下的。
她的姓名、籍贯、所属具体单位，现有材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在许多抗战史料中，女性战士常常只以“女同志”“女游击队员”或“卫生员”的身份出现。
她们负责传递情报、护理伤员、运送物资，也有人直接拿起步枪，进入前沿阵地。
伍长见部下退缩，拔刀冲向女战士。
盐田的记录称，女战士曾试图起身，但双手已经无法稳住武器。
随后，伍长用军刀刺杀了她。
她直到最后也没有求饶。
暴行并未在刺杀之后停止。
盐田供述称，这名伍长——他在材料中被称为西岛——割取了女战士大腿上的一块肉，用布包住带走。
当时日军内部流传着一种荒诞的迷信，认为人体组织可以治疗某些疾病。
西岛常年被花柳病折磨，他相信这种肉能够治病。
这类说法没有医学依据。
但在战争环境和军纪败坏的条件下，它成为施暴者自我放纵的借口，把受伤、被俘或失去抵抗能力的人当作物品处置。
盐田治雄作为日军士兵，在战斗中参与了搜索和推进。
他后来被俘，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经过审判、教育和改造，部分日本战犯在1956年以后分批获得特赦并遣返回国。
关于次郎店的回忆，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字材料。
抚顺战犯管理所先后关押过一千多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
管理所对顽固的战犯在教育上十分严厉，但在生活上依照停战前的阶衔给予同中国国家干部相同的待遇。
这种“恨罪不恨人”的政策，使得一批日军战犯在关押期间完成了从对抗到认罪的心理转变。
盐田的回忆材料，就是这种改造过程的产物。
他没有留下女战士的名字。
材料中只有“约二十岁”“短发”“灰布军装”“弹药袋被鲜血浸透”这样零散的描述。
西岛的结局，盐田在回忆中也提到了。
这名伍长后来并未因次郎店的罪行受到审判，而是被疾病折磨至死。
他带走了那块肉，但疾病并没有因此好转。
这个结局无法抵消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也不能替代法律审判。
盐田在供述中写下这一细节时，语气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暴行的承认，也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困惑。
他不明白，一个把别人的肉当作药引的人，为什么最终仍然死在了病床上。
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女兵，在1940年前后经历了频繁的战斗。
18岁的新四军女兵张洁亚，于1940年4月26日前后在皖南何家湾反击日军“扫荡”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当地村民三代人守护她的墓地长达七十九年，直到2019年才找到她的亲人。
次郎店的这名女战士，没有留下这样的线索。
她的遗体被留在那座农家院落里，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还有亲人在等待。
盐田治雄的回忆之所以被反复提及，不只因为战斗本身，也因为它把一个普通士兵的视角放在了历史面前。
一个来自广岛的年轻人，跟着部队从河口镇走进山地，目睹了同僚的暴行，然后在十余年后，在异国的战犯管理所里，用歪歪扭扭的汉字把这一切写下来。
他不是英雄。
他参与了扫荡行动，扛着步枪走在队伍中。
但他在战后选择了记住，而不是遗忘。
那份忏悔录的标题是《关于次郎店事件的忏悔录》。
195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档案室里，这份材料被翻了出来。
写材料的人用了很长时间，反复修改，字迹潦草，但核心情节没有改变：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战士，胸口中弹倒下后，眼睛仍然瞪着冲进来的日本兵。
关于次郎店的位置，现有回忆材料之间存在不一致。
盐田的供述指向“皖东次郎店”，但也有资料将同一事件记在湖北广水以东的次郎店附近。
1940年4月下旬，日军第39师团确实奉命参加宜昌作战，师团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从黄陂经孝感向浙河移动，横山联队从河口镇经应水、应山向滚山方向移动。
次郎店战斗究竟是宜昌作战外围的遭遇战，还是皖东扫荡中的一次交火，现有材料尚无法完全确定。
但无论具体地点在哪里，核心事实是清晰的：一支日军部队在1940年4月扫荡了一个村庄，一名新四军女战士在负伤后仍试图抵抗，被日军杀害，遗体遭到残害。
施暴者在战后写下了供述。
盐田的回忆材料，后来成为侵华日军罪行研究和战犯改造的重要证据之一。
日本战犯回国后，纷纷撰写回忆录，结集出版的《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并印行了中译本。
这些材料让更多日本人看到了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细节。
次郎店的女战士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战史。
她的名字不在新四军烈士名录上，她的照片没有留下来，她的家人可能永远不知道她倒在了哪里。
但她的身影被一个日本兵记住了。
那个日本兵在战犯管理所里，用不熟练的汉字写下：“她直到最后，也没有求饶。”
1940年4月22日午后，皖东山区的松树林里，一等兵盐田治雄扛着步枪走在队伍中。
他不知道自己即将目睹什么，也不知道十六年后自己会在一份忏悔录上写下那个女战士临终前的眼神。
那个眼神，像一根刺，扎在了一个侵华老兵的记忆里，也扎在了一段无法被抹去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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