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那个深夜，北京已经入秋。
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还亮着。第二天，28岁的毛岸英就要跨过鸭绿江。临出门时，他回头问了一句话——这句话，他曾在日记本里写过无数遍，却始终没有勇气当面问出口：
“我做您的儿子，合格吗？”
父亲沉默了很久，烟在指间燃着。最后他说：“等你回来，爸爸再回答你。”
谁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那句写在日记里的话
毛岸英心里一直想着的一件事，很少会告诉别人，在日记里写了很多次，“我做毛主席的儿子，好不好？”
刘思齐在看到那些旧的日记的时候，看到了上面有很多自己问自己的话。
《毛岸英》那段时间导演也很重视，他把那些已经有些发黄了，被时间弄老的日记拿给了剧组。大家翻着看，有一些事情特别让导演停下了，就是那些里面自己问自己的话在不同的纸面上都出现了很多次。
这些都是做了很多年历史电影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看了之后也会觉得挺心酸了。
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说毛岸英的爸爸会不会还要想他能不能做得好的吧？
这就是很让人容易看不出来的地方。
那件大了一圈的旧军装
1946年年初的时候，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延安那个地方他们见到了面。两个人阔别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那个时候他下飞机之后，身上穿着那一套笔挺的苏式的军装，照镜子一看就觉得很满意。然后他的爸爸看到了那一件衣服，他就说：“你们去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就不能穿得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新买的衣服也给拿下来了，换上一个父亲用了很多年都不洗的，那个时候洗的衣服，衣服长了一些，袖子长出那么一点点，裤腿都空荡荡的，也没有人知道。
然后他们在一起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下乡，他把那个东西背在身上，就出发，在陕西乡里那些人睡觉的炕上睡了大半年。吃的什么呢？吃的就是那种窝头，吃的也是很久才能够找到的一种饼，叫的叫做窝头。
到了北京机器总厂之后，他又当了很多地方的工作，比如说做党委副书记，天天就是在机器上面推那个料车，拧一些螺丝，把东西打到一些好的地方去。
那时候，厂里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孩子，都是自己在一边慢慢地了解他们的，那个时候他给自己的儿子的课不是在学校里面的，他们是在外面做的很多的事情。
就有一些工友看到不开心了，然后劝他不要去受这么一个累，他说，没有理也没有。
自己问自己那句话就是从这个时候长出来的。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秤上，怎么想也还是觉得好像差了一点。
那个鞠躬的背影
1950年的十月的十四号，在北京的那个医院里有一个小小的病房里，刘思齐刚刚做完阑尾炎的手术，躺在病床上。毛岸英在床边上坐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话：“我明天要出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差，会收不到信，你不要着急。”
刘思齐那年只有二十岁，刚刚结婚一年呢。
她也没有问说那个自己不知道的很远的地方是在哪，没有说什么话。可是他的爸爸给这个孩子交代的话，让她记了自己一辈子。
他把这个东西一件一件的都告诉了他，第一个是说，不管你们到时候要做的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把学业做完了，不要着急去工作。
第二个就是每天都要去看爸爸的家，不是因为人家在不在家的时候就不用去了。
第三的事情就是要帮助一下他的一个弟弟，他平时不自己照顾的，在江青这里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然后第四的就是跟江青相处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的。
刘思齐后来也是回忆说，当时听这个话觉得蛮奇怪的，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
毛岸英说完这些以后，已经十一点了。他又骑上自己的自行车从医院大门走了出来，出去之后又回来了好多几次呢。最后对着刘思齐深深地鞠了一躬，把头弯得很低。站在门口的刘思齐看着那个背影，慢慢地消失在黑夜里面的时候，好久都没有动。
那个时候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还要要互相鞠个躬呢？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那个时候他们说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遗嘱。
那一句“回不来了”
毛岸英去朝鲜之前，不但跟刘思齐说过那些的事情了，然后还去了沈阳，和在苏联长大的老朋友蔡博见了一面的。
他跟蔡博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次可能我再也回不来了。”
那个时候蔡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刘思齐。
他知道自己要去的是哪里，知道子弹它不会自己看一眼。但是他还是去了。
出征的前一个晚上，他会特别去跟自己的爸爸说再见。按照我们常人来说，第二天你上战场了的时候怎么也不会聊一些凶吉的。他没有谈这些的事情，然后在起身要走的时候才会问出来的那个话。
他的爸爸并没有马上回答，想了很久才说：“等你回来了，爸爸给你一个答复。”
刘思齐晚上的时候分析，自己的爸爸是不是答不出来的话是不敢去说了。
答案一旦说出口之后就像把结局钉死了；悬着，人才会有盼头的，儿子才有个“回来”。老人家心里头有多少不舍啊，在那个时候只有自己跟那个爸爸知道了。
大榆洞的清晨
到了朝鲜之后，毛岸英化一个叫什么“刘秘书”然后就是去翻译的工作，然后也是管电报和值夜班，在稻草上面睡觉的时候长了虱子也不吭声。
彭老总有好几次喊他们一起去吃饭的，他们都推掉了。
在1950年的11月24的那个下午，几个美国的侦察机在大榆洞志愿军的总部上的空上飞呀转啊。到了晚上，敌人的飞机从东到西飞过了约一个半个小时，又调头回来了。
解方参谋长喊的话就是：“坏事了，敌人的飞机就在刚才回来的时候准没有坏事情啊！赶快准备好抢救的准备啊！”
那个时候的话刚说了出来，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就落地爆炸了。
在作战室的那个木板屋瞬间都冒出来的火。成普从房里面跑出来了，他的棉衣服上已经着火了。有人高声叫他们：“你们屋里面的到底有没有人呀？”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啊！这两个孩子躲在床底下的时候没有出来。”
那个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那个高瑞欣参谋。他们当时正在收拾作战的地图和文件的时候。他们离门是蛮远的，还没有跨出门的门槛的时候，就给那些上千度的燃烧弹吞了下去。
50平方米的木房子化成灰烬，剩下只有几块黑的铁皮。在警卫部队清理现场的时候，那个两具焦黑的东西被抬到了在外面空的地方。
从外面能够看出来，在那两具遗体没有辨别清楚谁是毛岸英，谁是高瑞欣了。因为毛岸英生前戴着一块全钢制的手表，手表链也是钢铁的那种东西，就可以从外表上判断出那个左臂腕骨处挂着手表的那具尸体就是他了。
那个时候的这个手表是从岳母张文秋早一些的时候就带着回来了。去了朝鲜的时候，他妈妈说给自己的儿子买的一个礼物就是那一个手表的，给他送来的。
这个时候的毛岸英已经28岁了。结婚还不满一年啊。
那只锁了二十六年的皮箱
电报送到中南海，老人家半天没出声。
卫士李家骥后来回忆，主席听到消息后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丢那儿。回过头，他又点烟。本来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他却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
缓过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打仗总是要死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后来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国，诚恳地向毛主席道歉，说岸英的牺牲自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毛主席没有怪罪他，只是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但没有人知道，这位父亲后来做了一件事。
按照老家的规矩，人走了，遗物应该烧掉。但毛主席留下了儿子的几件东西——一顶棉军帽、几件衬衣、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叠得整整齐齐，锁进了一只小皮箱。
从1951年开始，每年到了夏天，毛主席都会让卫士长李银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晒，防止发霉。
1959年9月8日晚上，毛主席正在工作，突然叫来李银桥，说：“趁这几日天好，明日你把那些东西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吧。”
李银桥陪伴毛主席多年，自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第二天，他把那些东西拿出来，找了一个僻静又能见到阳光的地方，晒了起来。
整整九年时间，他一直舍不得处理掉岸英用过的东西，每年夏天都要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1962年，李银桥调去了天津，后来毛主席如何处理那些东西，他就不知道了。
直到1990年，中央警卫局清理毛主席遗物时，工作人员在仓库的一个柜子箱底发现了一批衣物。打开之后，看到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些衣物已经有些破旧了，但被叠得很仔细，像是有人反复打开看过，又反复叠好放回去。
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二十六年。这位父亲，瞒着所有人，把儿子的遗物珍藏了二十六年。
迟到了几十年的答案
噩耗瞒了刘思齐三年。
真相揭开的那个时刻，年轻的妻子几乎站不住。后来她鼓起勇气问毛主席：“岸英做您的儿子合格吗？”
毛主席脱口而出：“合格，他是我的骄傲。”-
刘思齐深情而悲伤地望着面前的毛泽东，说：“岸英活着的时候，听到爸爸这么说，他该多高兴啊……”
毛泽东无语，只是默默流泪-。
中南海那晚的沉默，成了父子俩最后的话。那句“等你回来，爸爸再回答你”，则成了一个父亲用余生守着的约定——答案悬着，念想就还在，儿子就还有回家的那天。
后来，朝方提议把毛岸英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毛泽东拒绝了。他批了八个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他用亲骨肉，兑现了这八个字。
而那个写满“我做毛主席的儿子合格吗”的日记本，那个深夜在医院门口深深鞠躬的背影，那只锁了二十六年的小皮箱——它们都在替一个父亲回答：合格。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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