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公元1126年，这一年，北宋迎来了一个新的年号，靖康。如果把中国古代所有的年号知名度进行大排行，靖康绝对可以冲入前五、甚至前三。
但这个年号最特别的地方却在于，中国人更习惯于把这个它作为形容词，或者作为一个非常负面情绪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靖康之耻。
在中国漫长的帝王谱系中，这是唯一一个被冠以“耻”的年号，一个耻子，涵盖了太多重的意义。
北宋最后一个年号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之内，凝聚了中国中原汉人王朝所能遭受的耻辱的极限。
不过请放心，这篇带你重返靖康元年的文章，可不是为了去感受耻辱的，我只是想去更深入地发掘和探究，城墙，对于一个王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年正月，汴京城里的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大概都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们作为北宋子民的最后一个平安喜乐的新年。
金军已经渡过黄河，再往南，就是汴京。
北宋还没有亡国，但宋徽宗已经把皇位交给了儿子赵桓，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钦宗。汴京城里还有几十万军民，还有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还有从西北赶来的精锐部队。
我尽量把上帝视角屏蔽，只用古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去看待未知的命途，宋人绝没有想到“亡国”，他们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守住汴京”，或者叫“ 汴京，守不守得住？ ”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守得住。
但这只是1126年的第一次围城，到了年底，金军会再次兵临城下，但不要看那么远了，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吧，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靖康元年的汴京之围，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实：汴京最后确实有一道非常坚固的城墙，但真正保护这座城市的“长城”，远在几百里以外。北宋，一点点把这座长城给拆掉了。
正月：金军第一次来到汴京
正月二十七日，金军渡过黄河。翌日，徽宗退位，钦宗即位。
这不是一次正常的皇位交接。
金军已经逼近汴京，宋徽宗原本甚至考虑南逃。把皇位交给儿子，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不愿意承担首都失守之后的全部责任。
正月三十一日，金军抵达汴京城下。
公元12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第一次真正面对女真骑兵。
金军提出的条件包括割地、赔款、交出人质，接受金国的政治要求，便可以退兵。
宋廷内部有人主张接受，但也有人主张抵抗。其中最重要的抵抗派就是李纲。
李纲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站在城墙上的，他非常清楚一件事： 汴京这座城，确实能守。
汴京外城有完整的城防体系，护城河、城墙、城门层层相连；城内还有大量守军和民兵。更大的利好在于，西北地区的宋军陆续赶来勤王，其中就包括年过古稀的北宋名将种师道。
种师道率军赶到之后，给汴京带来的不仅仅是几万名士兵，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变化： 这不是 一座等 死的城。
金军第一次围城的时候，并没有能够轻易突破汴京。
最后，双方议和。金军接受宋朝提出的条件，北撤。
关于第一次围城的具体结束时间，不同史料纪年方式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金军在这一轮攻城之后撤离，宋廷暂时获得了一段喘息时间。
第一次汴京之围以和谈结束，站在宋人的视角上，大概又会惯性得出一个结论：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这也就为年底那次最终决定王朝命途的围城埋下了一支悲惨的伏笔。
站在1126年春天汴京城里的宋人，听着金军远去的马蹄声声，不屑地“切”了一声， 金军也不过如此 嘛 。
至少，汴京守住了。
问题在于，城外的战争并没有结束。真正决定汴京命运的战争，正在几百里以外发生。
要想理解明年的靖康之耻，关键既不是去分析金军的战力多么强悍，也不是分析宋徽宗有多荒唐，甚至“汉人就是打不过女真人”在这里也只是一个伪命题。
问题的本质在于 ， 一个王朝 为什么 对国都的城墙如此充满信心？ 又为什么会相信国都之外的那堵“长城”？
两堵墙，一堵看得见，一堵看不见。
第一堵墙，就是汴京的城墙。
第二堵墙，是从汴京一路向北延伸出去的森林、河流、堡寨、边镇和军队。
金军最终凭借强悍的军力攻破的是第一堵墙。
但真正导致北宋帝国灭亡的，是第二堵墙。
汴京的城墙，到底有多强？
今天的我们穿越回北宋末年的汴京，恐怕会被这座城市的规模吓一跳。
孟元老后来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录的这座超级都市，第一篇写的不是皇宫，不是酒楼，也不是歌舞，是 东都外城。
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笔安排。
一个后来怀念汴京繁华的老人，在追忆这座城市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它的城墙。
“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
东都，就是指开封城，城外是一条宽阔的护龙河，河宽十余丈，城濠内外种满杨柳。
城门则不是简单地在墙上开一个洞。
大多数城门都有三重瓮城，城门故意修得曲曲折折，让敌人即使冲到门前，也不能一眼看见真正的城门。
每隔一百步，就有马面、战棚和女墙；每隔二百步，还有防城库，里面储存守城器械。专门负责维修城墙的，还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
孟元老的笔触如此平静，但如果把这些细节一个个拆开，谜底出现：这根本不是一堵墙，这是一整套战争机器。
而且，汴京还不是只有这一圈城墙。最外面，是外城，里面还有旧城，再往里面，才是皇城。也就是说，即便金军攻破外城，并不意味着整个城市立刻失守。
这是一座把整个城市变成防御纵深的都城。
所以，公元1126年第一次金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李纲为什么敢主张守城？
这不是盲目乐观， 汴京确实是一座很难被攻破的城市。
甚至可以说，北宋花了一百多年，把这座城市一点点修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这一百多年，可不是太平无事的一百多年。
北宋建立之初，最担心的就是北边的辽国。公元979年，宋太宗灭掉北汉之后，马上就把兵锋指向了辽国，结果在高梁河吃了败仗。打那以后，宋朝基本放弃了主动进攻，开始认真研究一个问题：如果契丹骑兵真的一路南下，究竟应该在哪里把他们挡住？
答案并不是汴京城墙。
因为等辽军攻到汴京城下，再高大的城墙也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真正聪明的办法，是让辽军尽可能走不到这里。
于是，北宋在河北经营出了一整套层层设防的体系。边境上的州城、军寨、烽火铺、河渠、塘泊、堤坝和大片人工营造的树林，一层一层挡在汴京的北面。尤其是河北中部的平原，本来就是辽国骑兵南下最方便的通道，宋人就想办法挖河、蓄水、筑堤，把平原变成一片不利于骑兵奔驰的水网，再配合沿线的城池和寨堡，把辽军的进攻速度一点点拖慢。
但这套防线真正接受考验，是在公元1004年。
这一年秋天，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率领大军南下，连续攻破宋军据点，绕过部分坚固城池，一路向南推进，逼近黄河边上的澶州。澶州离汴京已经非常近了，消息传回开封，朝廷是真的慌了，甚至有人提出迁都南京或者成都。
请注意，早在一百多年来，宋人已经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敌人真的可能兵临城下。
宋真宗最后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半自愿半被迫地御驾亲征来到澶州。
宋军看到皇帝亲征，士气大振，依靠城池和黄河布防，与辽军形成对峙。后来辽军名将萧挞凛在澶州城下被宋军的强弩射杀，辽军士气受到影响，双方最终议和，这就是让宋辽维持一个多世纪和平的基础：澶渊之盟。
从某种意义上说，汴京的城墙并没有真正“打赢”这场战争。辽军根本没有攻到汴京。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汴京之外那几百里的河渠、塘泊、州城、军寨和驻军，是那些让辽国骑兵一路南下越来越困难的东西。
这其实就是北宋此后延续一百多年的防御逻辑： 最好的城防，不是敌人站到城墙下面以后，你还能守多久，而是敌人根本走不到城墙下面。
澶渊之盟之后，北宋并没有因为和平到来，就把这些东西拆掉。宋人在河北的防御体系继续被经营和加固。宋真宗甚至曾经拿出一张《北面榆柳图》，上面统计河北边境种植的榆树、柳树超过三百万株，认为这些树林本身就可以成为阻挡骑兵的障碍。
所以，如果把北宋的整个北方防御体系看成一座城，那么汴京城墙其实只是它最后的一圈城墙。
城外几百里的河北，才是它真正的外城。
而宋人自己，大概也正是在这一次次战争和防御中，越来越相信这套体系，相信辽军过不来，相信河北守得住，相信即便真的有一天敌人南下，汴京也还有一道高大的城墙等着他们。
这份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因为从公元1004年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辽军确实再也没有兵临汴京。
直到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北宋北面的世界突然换了一个主人。
这堵墙不是北宋造的，却是北宋一代代修出来的
汴京的城墙，其实有一段漫长的“家谱”，因为它并不是北宋建国后开始修筑的。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
唐代的汴州城已经是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市。唐建中二年（781），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修汴州城。五代后梁把汴州改成东都，后晋、后汉、后周又相继以这里为东京。汴京已经发展成一个不断膨胀的政治、军事和交通中心。
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城市越来越大，原来的城墙就显得过于单薄和危险了。
后周世宗柴荣时期，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
显德二年（955），柴荣发布“城市更新”的诏书，但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不是因为防御外敌，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繁荣，所以都城呢， “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大，南北东西的人都往这里来，可是原来的城市实在太小了。
军营嫌窄，官署没有地方盖，商铺不够，外来的商人不断涌进来，房租越来越贵；城里的房屋挤在一起，街道越来越窄，夏天闷热潮湿，平时又特别容易发生火灾。
所以柴荣的结论是：“将便公私，须广都邑。”
也就是说，于公于私，咱们都得把首都圈扩大喽。
这句话很重要。
后周第一次大规模扩建汴京的原因，是因为这座城市已经装不下它正在迅速增长的人口、商业和国家机器，与战争没有一点关系。
就此，柴荣下令在原来的城墙外面，再修一道更大的罗城（包在子城外面的外城）。他甚至提前把城市未来的边界都画了出来：标识以内，准备规划军营、街巷、仓场和各级官署；百姓如果要盖房子、开窑、设草市，则必须退到标识七里以外。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修一道墙”了，这是在重新规划一座新首都。
第二年，也就是显德三年正月，真正的大工程开始。
朝廷从京畿以及滑州、郑州、曹州征发十多万民夫，韩通总领工程，王朴负责规划。
王朴要决定的也不仅仅是城墙在哪里，而是新城里面的道路、街巷、军营、仓场和官署应该怎么安排。工程持续一年多，新的罗城终于建成，周长达到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差不多是原来二十里旧城的两倍多。
这堵新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开封的土质并不适合修筑特别坚固的城墙，于是工程从郑州虎牢关一带取土运来筑城。后来的文献形容这堵墙“坚密如铁”，说炮石打上去也只能留下凹痕。这个说法当然带有后人的传奇色彩，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宋人以及后来的人记忆中，这堵后周城墙以坚固著称。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据《画墁录》等记载，周世宗曾经登上朱雀门，让赵匡胤骑马往外跑，跑到马力尽处，再决定新城应该修到哪里。
这个故事未必真的可以当成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工程测量记录，但它特别像一个关于城市扩张的寓言： 旧城已经装不下新的东京了，于是一个皇帝站在城楼上，看着自己的将军骑马跑出去，把马跑不动的地方，变成新的城市边界。
历史就是这么充满魔幻色彩，当年替皇帝跑马圈城的将军，后来竟然就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
公元960年，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没有另起炉灶，直接把都城定在了这座扩建后的汴梁。
可他并没有认为“城已经修好了”。
开宝元年（968），宋太祖下令增治京城。史料记载，当时曾经征发近畿民夫修城。考古和城市史研究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原有城郭进行修整，而不是再造一座新的外城。
但这里还藏着一个历史的细节。
《桯史》记载，赵匡胤最初让人拿出了一份规规矩矩的方形城池设计图，四四方方，街道横平竖直，完全符合一个帝国都城应该有的“整齐模样”。
赵匡胤看完，却把图给改了。
他亲自拿笔，把原本方方正正的规划改成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形状，让人按照这个形状去修。
于是，汴京外城后来留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城市轮廓，民间甚至称它为“卧牛城”。
这件事同样未必能够当成百分之百可靠的工程档案，但它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 帝国 的 首都， 为什么 不把城墙修得方正？
答案很可能与防御有关——开封最大的麻烦就是，它太平了。
没有山，没有险关，北面是华北平原，骑兵可以一路南下。城墙如果为了好看而追求规整，并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事情。弯曲、错落的城墙，可以增加进攻者的射击和突入难度，也可以形成更多可以互相支援的防御位置。
所以汴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它不是依靠山河天险保护自己的城市，只能 自己制造天险 。
而且，北宋并没有因为辽宋之间后来出现了和平，就停止修城。
真宗时期，大中祥符元年和大中祥符九年，外城都有增修；仁宗时期，天圣元年、嘉祐四年又继续修整；英宗治平元年也进行过一次修缮。
也就是说，从太祖到英宗，汴京的城墙一直处于一种“边用边修”的状态。
这其实非常符合北宋的历史处境。
汴京并不是一座天天打仗的城市，但它也从来不敢假定战争永远不会来。
尤其是公元1004年澶渊之战以后，宋辽之间虽然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但北宋一刻不敢怠慢，仍在持续扩建城墙。
因为宋人很清楚，和平不是因为战争不存在，只是因为防线还在那里。就这样，汴京越来越像一座巨大的军事防御设施。
到了宋神宗时期，这种变化更加明显。熙宁年间，朝廷开始真正把汴京外城当成一座军事工程来重新设计。
以前的城墙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一堵墙”。现在的问题直接升级为—— 这堵墙究竟应该怎样打仗？
《东京记》记载，熙宁年间开始在外城四面设置敌楼，修筑瓮城，同时疏浚城壕。
敌楼，就是让守军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观察、射击和调动兵力；瓮城则是在城门之外再套一个小城，敌人即便突破第一道城门，也不能直接冲进城里；而城壕则进一步拉开进攻者和城墙之间的距离。
换句话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汴京的城墙已经从一条“边界线”，变成了一整套立体防御系统。
但是，第一次整修显然没有达到神宗的要求。
熙宁年间，朝廷自己检查城墙，发现“都城久失修治”，此前已经花了数十万工料进行修缮，可检查之后仍然发现城墙颓坏。
于是，熙宁八年（1075），北宋再次启动大规模外城工程。
这一次，规模就完全不一样了。
内侍宋用臣负责工程，专门调拨五千多名军士，后来实际役使人数达到近万人。工程持续三年，从公元1075年一直做到公元1078年。为了提高效率，工程甚至创造了新的运土设备，用机械把泥土送上城墙。
工程完成之后，汴京的外城真正开始有了“巨城”的模样。
城墙周长达到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墙基宽约五丈九尺，墙高四丈，城墙上还设置女墙。
如果按照当时的尺度去想象，一面高四丈、底部宽度接近六丈的巨大夯土城墙，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的一堵“围墙”了。
它本身就是一座人工制造出来的小山。
更重要的是，神宗朝修的还不是一堵光秃秃的土墙。城墙上开始大量增加楼橹、敌楼、战棚、马面和瓮城；城墙内侧还留出环城道路，城墙转角附近甚至要求拆除房屋，给守城留下足够的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汴京开始按照“敌人真的会来”来设计自己的城市。
到了元丰年间，北宋又开始大规模开挖城濠。
朝廷规定，新城四壁的护城河要开到五十步宽，下部收缩到四十步，深度达到一丈五尺，地势如果达不到这个深度，就一直挖到泉水为止。
这条护城河后来被称为护龙河。
从元丰七年开始正式大规模施工，一直持续到绍圣元年才最终完成，前后十多年。这是北宋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和防御工程之一，最终的城濠宽度甚至达到十丈以上。
到了这里，汴京城墙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进化：最开始，它只是城市边界；后来，它是人口和商业的保护壳；再后来，它有了敌楼、瓮城、战棚和马面；最后，它又拥有了一条巨大的护城河。
一层墙，一层河，一层楼，一层又一层的防御设施。
这时候再回头看《东京梦华录》里描述的那个繁华得近乎不真实的汴京，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张脸。
孟元老写汴京城墙，每隔一百步设置马面战棚，密密麻麻布置守城设施；城里每隔二百步设置一座防城库，里面储藏守城武器；城外护龙河宽十余丈，河内河外种满杨柳。
白天，这是一座商人、官员、艺人、船夫、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生活的超级城市。
一旦战争来临，它又可以迅速变成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
到了宋徽宗时期，汴京还在继续外扩。
《宋史·地理志》记载，政和六年，朝廷下令重新测量京城南部，展筑京城，把一些官署和军营向外迁移。这一次，已经不仅仅是“修墙”，而是在重新调整首都的空间。
于是，北宋一百多年以来的汴京城墙，就这样一层一层长了出来，最终形成了三重城郭的格局：外面是巨大的罗城，里面还有内城，再往里才是皇城和宫城。
所以，汴京真正让人震撼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城墙有多高”。
一个原本没有山河险阻的平原城市，被北宋历代皇帝硬生生做成了一座人工制造的险城。
这也正是靖康元年的危机根源所在。
这一年，站在汴京城墙上的宋人看到的，是一堵修了一百多年、经过无数次加固、拥有敌楼、瓮城、战棚、马面和护城河的巨墙。
他们有理由相信，这堵墙守得住。
但他们可能忘记了一件事情， 真正的城墙，从来不只是眼前这一堵墙。
在汴京之外，还有一道更加辽阔、更加重要、也更加容易被人忽略的“墙”——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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