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香港码头，一位中年科学家踏上中国土地。他在美国遭到长期审查和限制，行李、书籍与研究资料也曾被扣留。此人就是钱学森。
那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周边局势紧张。面对拥有强大空军、远程武器和海上力量的美国，中国缺少的不只是武器，更是能够独立完成重大工程的人才。
钱学森的归来，改变了这一局面。
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留学，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任教，成为空气动力学与喷气推进领域的重要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回国愿望，却被美国方面以安全问题为由限制行动。
1955年，在中美通过外交渠道处理有关人员问题后，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有人问他为何一定要走，他的态度很直接：“我的事业在中国。”
回国后，他面对的不是成熟的实验条件，而是一张几乎空白的图纸。1956年，中国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负责火箭、导弹事业的技术组织工作。理论研究、工程设计、材料制造、试验测量，样样都要从头摸索。
困难很实在。缺设备，就自己建；缺人才，就培养新人；缺经验，就把复杂任务拆开，一项项验证。1960年，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成功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进入太空。
这些成果并非钱学森一人完成，却离不开他搭建的技术体系。导弹、火箭、卫星之间本就有密切联系，掌握其中任何一环，都意味着国家拥有更强的战略回旋余地。美国真正忌惮的，也不是某一件武器，而是中国开始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钱学森负责“飞向天空”不同，钱三强承担的是另一项更隐秘、更基础的工作。
1948年，钱三强从法国回国。他曾在居里实验室从事核物理研究，并与何泽慧合作开展原子核裂变研究。面对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他没有选择留下，而是把研究方向带回了百废待兴的中国。
当时的实验室非常简陋，资金和仪器都十分有限。钱三强曾为采购设备奔走，也积极延揽人才。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后来陆续参与到中国核科学和核武器事业中。
1955年，中国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决定。钱三强参与规划和组织工作，推动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设，并为核工业人才培养打下基础。1958年，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建成，核科学研究终于有了基本平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个消息传出后，外界不得不重新估量中国的国防能力。核武器的意义，并不在于轻易使用，而在于让任何企图以核力量进行威胁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计算代价。
还有一人，守住的是海下方向。
黄旭华出生于1924年，早年学习造船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从事船舶技术和潜艇研究。核潜艇涉及动力、结构、水声、通信、武器系统和生命保障，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整艘艇的安全。
1965年，核潜艇研制工作进入实质阶段。黄旭华和同事们长期驻守试验基地，面对资料不足、设备缺乏和技术封锁，只能依靠计算、试验与反复修改推进工程。
有意思的是，为了掌握潜艇的重量和重心，科研人员甚至采用实物测量、逐项配平的办法。没有现成道路，只能自己走出来。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这艘潜艇正式服役。1981年，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海军水下战略力量由此迈上新台阶。
钱学森解决了中国怎样把力量送出去，钱三强推动了中国怎样拥有核力量，黄旭华则让这种力量具备更强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三条技术路线彼此支撑，构成了新中国早期战略防御体系的重要骨架。
当然，历史从来不是三个人单独完成的。成千上万名科研人员、工程师、工人和军人共同承担了这项事业。只是钱三强、钱学森、黄旭华恰好站在关键位置，把个人学术积累转化成了国家工程。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1970年12月26日下水的核潜艇，以及同年进入太空的“东方红一号”，共同标志着一个贫弱国家开始拥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技术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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