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1日，北京，73岁的张维翰因病去世。消息传出后，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等送来花圈，许多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将领赶到追悼会现场。一个大校军衔的老兵，为何能获得如此多军中同僚的敬重？
答案不在军衔高低，而在他曾经做过的一件大事：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把自己掌握的地方武装交给八路军，带着成建制的部队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
张维翰1906年出生于河北馆陶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二哥张维玺在冯玉祥部队中逐渐崭露头角，家庭条件才有所改善，张维翰也因此进入育德中学读书。
这所学校给他的影响很深。进步书刊在学生中传阅，教师讲授俄国十月革命，青年学生开始思考国家的出路。张维翰在那里结识了彭雪枫，两人年纪相近，后来又分别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张维翰和彭雪枫一起参加爱国学生活动。局势骤变后，他被迫离开学校。1927年以后，白色恐怖蔓延各地，他几次躲避搜捕，也由此看清了旧政权对进步力量的压制。
他并非一开始就投身革命。1929年，张维翰进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学习。毕业后，他曾在河南省民政厅任职，但只干了41天便辞职。原因很简单，机关中的贪污、推诿和拉帮结派，与他想做实事的愿望相去甚远。
后来，他出任山东牟平县代理县长，查阅旧档案时发现前任存在贪污问题。张维翰花了三个月整理证据，向上级举报，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遭到推诿和排挤。那段经历让他明白，单靠更换一个办事人员，难以改变积弊已久的官场。
转机来自范筑先。
1936年，张维翰到范筑先身边任职。范筑先治军严明，生活简朴，不肯随波逐流。两人谈到时局时，张维翰直言：“敌人已经逼到门口，退让不是出路。”范筑先回答：“只要还有一支队伍，就不能把土地拱手让人。”
1937年11月，日军侵入鲁西北，韩复榘要求范筑先退过黄河。范筑先没有照办，而是选择留在黄河以北组织抗战。张维翰一面协助整顿地方武装，一面与八路军方面取得联系，推动各路力量联合起来。
鲁西北的抗战力量很快壮大。地方部队、民团和群众武装不断汇聚，形成多个支队。张维翰负责的第十支队作战积极，屡次袭击日伪据点，破坏交通线，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斗争。根据不同史料记载，他后来率领的部队规模有八个团、十个团等不同表述，但人数达到一万余人，这一点大体相符。
1938年11月，聊城遭到日军进攻。范筑先率部坚守，最终壮烈殉国。更严重的是，部队内部有人擅自撤离，甚至与敌对势力暗中勾连，导致守城力量被削弱。
张维翰没有急于下结论。他先稳住可疑人员，再派人核查部队撤退和城防失守的经过。掌握证据后，叛变者被捕并受到惩处。这个处置不仅是清理内患，也避免了抗日队伍的部署和联络情报继续外泄。
范筑先牺牲后，张维翰把悲痛化为作战行动。他与陈赓、李聚奎等人协同作战，继续扩大鲁西北根据地。随后，他主动将所部交给八路军整编，部队改编为一二九师筑先纵队，以纪念牺牲的范筑先。
这一步并不轻松。地方武装有自己的系统和人事关系，交出指挥权，意味着放弃相当一部分个人影响力。张维翰却认为，抗战不能各自为战，只有纳入统一指挥，才能形成更大的力量。
此后，他担任过纵队司令员、旅长和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负伤后，他在延安休养两年，病情稍有好转便重返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晋冀鲁豫地区承担地方武装、治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维翰转入军事体育和国防体育工作，曾任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校军衔。有人觉得这个军衔与他的战功不相称，他却没有争辩，也很少把个人得失挂在嘴边。
晚年，他整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资料，撰写二十万字左右的回忆性著作，把许多战斗经过、人物姓名和地方情况记录下来。1979年10月，他在北京去世。追悼会现场，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将领纷纷到场，花圈排满会场。军衔只是履历上的一个标记，真正让人记住张维翰的，是他在关键时刻把部队交给民族抗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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