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2岁的毛泽东站在校内张贴栏前，看完一纸声讨校长的传单，没有立刻加入声势浩大的罢课队伍，反而指出其中不少内容失实。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他与校长张干多年纠葛的起点。
当时，湖南省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原第四师范的学生因学制调整，心里本就不痛快。张干接任校长后，办事严谨，作风强硬，重视课堂纪律，却不赞成学生频繁参与校外政治活动。在不少学生眼中，这位校长显得古板，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矛盾真正激化，源于一笔学杂费。湖南省议会要求学生每学期缴纳十元，这个数目对普通家庭而言并不轻松。张干无力改变上级决定，只能照章传达，学生却认为校长是在替当局压榨他们，罢课和驱逐校长的行动随即展开。
校园里很快贴满传单，内容夹杂着对张干品行的指责。毛泽东看过后，认为这种写法只会让事情变成情绪宣泄，既没有抓住办学问题，也难以令人信服。他对同学说：“既然要批评，就要说清楚他究竟错在哪里。”
在同学请求下，毛泽东重新起草了一份文字，集中批评张干“向上逢迎，向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这十六个字并非泛泛辱骂，而是针对校长的处事方式和教育理念。传单散发后，学生的不满迅速集中，要求张干离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省教育部门派人到校调解，学生们递上的纸条几乎只有一个意思：张干不离校，学生不上课。面对持续扩大的风波，校方承受着巨大压力。张干读到那份传单时，一面承认文字有力量，一面也很快得知执笔者是毛泽东。
据相关回忆，张干曾拍案说道：“我早就知道是他写的。”他的愤怒不只是因为学生反对自己，也因为这场行动让校长的权威受到直接挑战。随后，他提出处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学生，甚至要求将他们开除。
这一步引起了教师群体的反弹。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认为，学生的做法虽有激烈之处，但不能因此抹杀他们的求学权利，更不能以开除代替教育。经过多方交涉，张干最终离开第一师范，调任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风波才逐渐平息。
有意思的是，这段师生冲突并没有随着校长调离而彻底消失。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于1945年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干当时对局势判断不足，出于希望国家避免战乱的愿望，写信劝毛泽东不要“固执”，接受谈判安排。
毛泽东没有因为早年的冲突拒绝前往。1945年8月至10月，他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协定签订后，内战并未停止，张干也逐渐看清，单靠书面承诺无法消除政治上的根本分歧。
1949年以后，张干没有凭借旧日身份求取特殊照顾。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退休后生活并不宽裕，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甚至重新执教。对曾经要求开除毛泽东一事，他始终心存歉意，却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这位当年的学生。
毛泽东后来从老同学周世钊那里得知张干的处境，主动询问他的近况。听说张干多年坚持教书，毛泽东并未追究旧事，反而评价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安静做教师，是很难得的事情。
谈到当年的处分，毛泽东还曾表示，自己年轻时看问题也有片面之处，多读半年书未必是坏事，张干并非一无是处。随后，他通过有关方面为张干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使这个家庭暂时摆脱困境。这里的“接济”，并不是一句泛泛的宽慰，而是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的照应。
后来，毛泽东曾邀请张干到北京相见，双方谈及旧日师生关系。毛泽东态度坦然，张干却始终没有完全放下心结。1967年，张干病重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边，叮嘱道：“替我给主席写封信，当年的事，是我做得不对。”
这封迟来的信，写的是一场校园风波，背后却牵连着教育理念、青年权利和时代选择。张干严厉而保守，毛泽东年轻而锋利，两人当年的冲突并不适合简单分成对错。张干在病榻前留下的歉意，也成为这段师生关系中未曾消散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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